论刑诉法修改后的律师刑辩权利

控辩失衡、"三难"和律师执业风险等突出问题,已严重损害了律师的刑辩权利。为此《律师法》首先进行了修改。而此次修改的《刑事诉讼法》能否与《律师法》进行无缝对接,需要对二者进行比较研究,因为这不仅关涉律师刑辩权利的落实,而且关涉这部法律自身的成长。     

无纸化背景下券商与投资者间法律关系研究

无纸化对证券权利结构造成了冲击,无纸化在消灭证券实物的同时,也造成了投资者身份的可识别化,从而改变了建立在证券实物基础上的券商与投资者间的关系,实现了券商与投资者的关系从行纪到代理的转化。依托无纸化及现代证券交易技术,这种转化既能避免出现交收违约风险,也有利于对证券投资者权利的保护。     

北美汉学界的《沧浪诗话》研究述评——以华裔族群为中心

北美汉学界的《沧浪诗话》研究在主体构成上包括华裔族群和本土学者两个群体。华裔族群的代表人物是刘若愚、叶维廉、叶嘉莹、欧阳桢等人，本土学者的代表人物是加拿大的林理彰，美国的宇文所安、费维廉等人。整体上看。华裔族群的研究凸显出如下四个主要特点：一是注重影响研究，包括严羽诗论对前代文论的承传及其对后代文论（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影响；二是对严羽诗论系统中“以禅喻诗”批评方法及“兴趣”、“妙悟”等概念进行了阐释：三是方法上移西释中和中西对话并用；四是注意吸纳中国和日本“严学”家的研究成果。     

你知道自己有哪些民事权益吗

正民事权益是指公民在民事活动中享有的权利和利益,主要包括以下内容。生命权:是指公民的人身不受伤害和杀害的权利,以及取得维持生命和最低限度健康保护的物质必须的权利。健康权:公民所享有的保持其躯体生理机能正常和精神状态完好的权利。姓名权:公民依法享有的决定、使用和变更自己的姓名,并要求他人尊重自己姓名的权利。名誉权:公民、法人保持并维护自己名誉的权利。荣誉权:公民、法人所享有的,因自己的突出贡献或特殊的劳动成果而获得的光荣称号或其他荣誉的权利。     

论少数民族妇女权利法律保护的发展思路

民族身份公正和性别公正是少数民族妇女权利法律保护所追求的价值目标。虽然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一整套保护少数民族妇女权利的法律体系,但是这个体系无论是在立法上还是现实的司法救济上均存在一些问题,尤其对边缘少数民族妇女,如散杂居少数民族妇女的权利救济体系还不完善,法律意识的缺失,使得少数民族妇女的权利不能得到充分的保障。为此,需要从立法、司法救济和增强权利意识方面来完善少数民族妇女权利的法律保护体系。将保护少数民族妇女权利的法律纳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之中,使少数民族妇女权利的法律保护汇入到国家的总体人权保护机制之中,使其成为主流人权中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才能使其得到有效保护。     

从“控驭”到“认同”：明清时期广西地方志的族群书写

瑶僮等少数族群是明清广西地方志的重要书写对象。在国家边疆控制力不断加强、各民族日趋融合以及清王朝民族观念、治边政策等因素的影响下,由明至清,广西地方志族群书写的重心由"控驭"转向"认同"。其书写具有存史、资政、教化等重要作用,对于宣扬国家一统、加强边疆治理、促进民族融合意义重大。     

动物保护的“十字路口”——我国民法典编纂中动物保护策略的展开

我国民法典编纂正如火如荼,编纂一部完整、全面的民法典需要法学界及社会各界的努力,日前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民法总则专家建议稿(征求意见稿)》再次引发了学界对动物法律地位的探讨,重振了社会对于动物保护的信心。学界对于动物主体地位的探讨已形成结论,但是民法典的编篡再次使“权利”一词风靡。基于对《德国民法典》第90条a款的错误理解,动物权利再次成为动物保护主义者的旗帜和口号,但实际上遵循社会发展历史并参考法律实践,动物权利这类跃进式探讨并非目前动物保护策略的最佳选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编纂这一重要历史节点上,如何体现动物保护的基本精神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二元知识产权权利结构新论

近年,我国民法典的编纂引发了学界对知识产权法典化问题的热烈探讨,但知识产权入典或成典必须解决的一个前提是知识产权本身结构的构建问题。在总结现有研究的基础之上,论证知识财产利用的重要性,提出"知识财产归属+知识财产利用"的二元知识产权权利结构,着重探讨知识财产利用权这一被忽视其重要性的权利,并对此结构在各类入典或成典模式中的实现进行制度安排。     

系列性权利组合: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优先购买权性质新探

股东优先购买权体现出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与资合性之间的冲突。中国对于股东优先购买权的法律规范存在缺陷,其根本原因在于缺乏一套体系性的股东优先购买权理论。股东优先购买权本质上是系列性权利组合,而非单一的权利,具体包括资格维持请求权、告知请求权、强制缔约权和优先受领权。股东于其取得股东身份时取得优先购买权,并于此时得以行使。至于优先购买权的行使期限,则不宜做过多理论上的探讨,而应当交由立法者根据本国国情加以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