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女性就业平等权的法律保障

我国法律虽明文规定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权,但日常生活中,用人单位侵犯女性就业平等权的现象却屡见不鲜。针对愈发紧迫的女性就业形势,笔者从不同角度对中国女性所遭受的就业歧视问题进行分析,深入探讨了其主要表现形式,并就如何保障女性平等就业权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伪满洲国》:在历史虚拟中回望精神原乡简

迟子建在长篇小说《伪满洲国》中，采用编年体叙述模式，书写了伪满洲国十四年的历史。她从各个阶层中挑选人物来写，一个个看似普通却又恰是伪满洲国社会的一个个切片，众生在这块土地上生活，或主动或被动地卷入到战争当中，他们渴望通过自己的方式回归到精神原乡，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和地理位置等原因，他们成了失根的一群，只能在历史虚拟中对精神原乡投去深情的回望。     

消除社会歧视 实现人的尊严

人人平等享有不可侵犯的尊严,这一理念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然而,尊严的实现在康德看来是在人与人的交往中,在社会中得以完成的。在当今社会,社会歧视是阻碍实现平等尊严的一个普遍性问题。消除社会歧视,实现人的尊严是迫在眉睫的任务。因此,从康德的视角入手,探讨当今社会歧视问题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它对探索消除社会歧视和实现平等尊严来说至关重要。     

招聘过程中的劳动力市场歧视理论研究

社会上普遍存在这样一种认识:企业在招聘时偏好招男性、本地、35岁以下、985、211工程院校毕业等特征的候选者。这个现象可否归为歧视,如何研究招聘中的歧视,是本文所关注的。通过对性别、年龄、户籍、人力资本等歧视进行文献回顾,本文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本文认为的招聘过程中的性别(年龄、户籍、人力资本)歧视定义是:企业仅依据性别(年龄、户籍、人力资本)上的差异为劳动者设置岗位获得上的不平等;第二,提出从过程而非结果的角度研究招聘歧视;第三,探索出适合劳动力市场中招聘过程歧视的研究方法。     

平等权的修辞功能研究

近年来,乙肝歧视、身高歧视和户籍歧视等主张同等对待的诉讼案件不断见诸报端。然而,深究这些案件中“平等权”的含义,不难发现,在日常生活中,“平等权”这一言辞将人们的注意焦点引向了追求“同等对待”上,而忽略了区分“同等”的正当标准。文章基于“平等”的多层次内涵,阐释“平等权”到底如何发挥对利益分配的合理化修辞功能的,进而结合案件探究解决各类歧视案件的有效途径。     

国企造成哪些效率损失?

<正>在转型期,对国企的补贴及其效率损失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通过财政补贴损害公共服务和整体效率。当国有企业面临亏损破产时,国家往往要对国有企业进行救助。(2)通过金融压抑和所有制歧视的手段隐性补贴国有企业,造成金融体制的扭曲和效率损失。为什么近年来国家对金融体制的改革屡屡不得其力、民间金融总是不能得到发展,因为,只要还有大量的国有企业需要隐性补贴以维持生存,就需要继续维持金融垄断的     

“民族问题”何谓?何在?何治?——民族研究范式概议

"民族研究范式危机"的议题讨论共有三位学者参加,分别从不同视角反思了民族研究范式对中国民族研究的影响,并对中国民族研究和民族学发展的现状与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周明甫通过社会研究、民族问题研究、人类学民族学学科研究等三种围绕"民族"的研究范式之概议,探讨了"民族问题"的何谓?何在?何治?何明从民族学的学科认同、学者的社会信任以及学术体制的视角,讨论了民族研究范式的危机与破解,包括重构"民族"概念、构建广开言路、平等对话、共同协同的体制机制等。范可通过"族群范式"和"边疆范式"对民族研究范式危机进行了反思,指出边疆范式给我们带来了一种狭隘的,对学术和政府治理无所帮助的视角与思维方式。     

以色列犹太人与阿拉伯裔的工作意义研究：族群性、族群冲突与社会-经济变量的综合影响

对于每个通过工作养家糊口的人来说，工作是很重要的。放大到组织和社会层面，工作会带来重要的社会和经济后果。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工作的意义一般来说可以总结为三个方面：最主要的是经济和制度性的；其二是工作作为人性和人类基本需要的层面而存在；第三是工作的社会和心理作用（Sharabi与Harpaz2007）。     

试论中国古代王朝宗室的构造特征

宗室是皇权专制的产物,研究宗室的构造特征对于研究东方封建主义和中华帝国现象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从汉晋到明清,宗室族群的构造遵循大体相同的原则,即尊奉开国皇帝之上的某位先祖,向下突破五服框架开放边际,服属远近只是配置利益的尺度,绝非辨族的基准.历朝大举扩张宗室规模,旨在“广帝宗,重磐石”,求得江山社稷千秋万代.     

被放逐的朝圣者——“文革”前老知青的精神炼狱

“文革”以前，中国大陆有将近一百三十万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和边疆地区参加农业生产。这批老知青当中的大多数成员出身于政治上“有问题”的家庭。由于上个世纪60年代在教育领域实施的以阶级斗争为名的政治歧视，他们在1963—1965年的高考和中考中整体性落榜。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上山下乡成为他们“脱胎换骨”的唯一出路。但这些老知青的虔诚和逆来顺受并没有换来合理的报偿。相反，直至“文革”结束，这批出身“黑五类”家庭的青年一直是人民共和国的二等公民，在其生活道路上历尽艰辛。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经历及其历史意义长期被掩盖或抹杀，以致今天他们仍然是中国社会里一个无声的群落，“文革”前的上山下乡也由此成为共和国史上的一桩公案。面对和解决这桩公案的意义不仅在于还这些已经进入垂暮之年的中国公民一个公道，还有助于廓清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并给后代留下一个不能忘记的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