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时代脉搏 编好编精《苏州年鉴》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经过全体编撰人员的辛勤工作,《苏州年鉴》（2008）正式出版并举行了首发式。江苏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苏州年鉴编委会名誉主任王荣亲自出席了《苏州年鉴》编纂史上首次首发式,并为《苏州年鉴》（2008）首发揭幕。中国版协年鉴工委常务副主任王守亚和苏州市委常委、秘书长、苏州年鉴编委会主任王少东到会并作重要讲话,中国版协年鉴工委副主任鲍海春也专程到会。     

如何树立年鉴人的新形象

美好的形象是一个人、一个单位、一个国家的无形资产和无价之宝,也应是生产力的一个重要因素。过去,我们年鉴人只注重默默无闻、辛勤耕耘的形象,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在知识经济的时代,光有这些是不够的,还必须     

非国有经济在地方综合性年鉴中的地位和作用

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非国有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各地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非国有     

彩页设计的美学要求刍议

彩页在年鉴中的比重已大大上升,地位越来越重要。彩页设计是一项技术性和艺术性都很强的工作,是年鉴编纂工作的重要方面。因此,要求彩页拍照人员、设计人员具有较高的艺术修养和艺术鉴赏力,对图片素材的筛选要独具慧眼。本人翻阅了数十种地方年鉴,发现     

“数理批评”与《娇娜》考论(下)——一个初创理论的简说与新证

“文学数理批评”简称“数理批评”,是指就文学作品的“物之难”求其“数之理”的研究,由笔者于2002年前后提出,至今在各类文学研究中都已有所应用。学者称之为“最富创造性,堪称独步的研究”;“杜贵晨先生的文学数理批评”“理论”,乃百年来文学理论研究中少有的“中国制造”。本文简介其说,并以《聊斋志异·娇娜》之“数理批评”为例,作深入探讨。考论《娇娜》“倚数”编撰之种种表现,认为《娇娜》以“求友”—“得腻友”为主题实即以道家“得一”为旨;其拟《老子》“孔德之容,惟道是从”为总体构思框架,设“孔生”求友为“一以贯之”,与“娇娜”为“一阴一阳”,更与诸皇甫为“三而一成”或“一与多”之数的错综复杂,构成孔生以“得腻友”娇娜为“得一”即“明道”的数理体系;其中隐含作者之自况与人生理想。其体系之建构、人物之设置与情节、细节描绘大略分别倚《周易》之《屯》《蒙》《需》《讼》诸卦象及“三极”“四时”“中”“圆”之数;又有多从姓名设喻,频用“三复情节”之特点。这些内容显示“数理批评”须遵循“适用”“务实”“求真”“审美”等四原则。本文进一步证明“数理批评”有源有本、可论可行,与传统文学之“形象批评”相辅相成、相...     

《安丘曹氏族谱》的史料和社会学价值

《安丘曹氏族谱》中保存了大量的明清两朝的敕诰,以及当时许多重要人物撰写的行状、墓志等传记资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为研究康熙时期贵州巡抚曹申吉和清初三大词人之一的曹贞吉,提供了详实可靠的证据。同时对于研究明清时期的联宗通谱这一社会学现象,以及明清两朝人口发展、迁徙和人口平均寿命,都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文献资料。     

多民族中国古代文学史教材编撰侧议

中华民族文学是多民族文学构成的共同体,具有多样统一的特点.一般来说,目前流行的高校文科中国古代文学史教材绝大多数没有充分注意到中国文学的多民族性这一特点,所述内容基本上是汉族文学及少量的少数民族作家的汉文创作.亟须编撰尽可能真正再现中华多民族文学原生态和民族特点的《中国古代文学史》.正确认识并解决好相关的理论问题是编撰多民族文学史教材的前提.应以多民族文学史观为指导,从民族融合和民族文化融合的切入点审视中国古代文学现象及其流程,对古代少数民族的作家书面文学和民间文学口头创作都给予足够的重视.基础研究和各民族文学专史的编写是综合性的多民族《中国古代文学史》产生的必要条件.     

《旧唐书 ·经籍志》和《新唐书 ·艺文志》比较研究

《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都是查考唐代书籍撰述和流传情况最基本的目录文献。两志由于著作时代和历史条件的不同,存在着较大差异,这些差异在具体的编撰背景、著录体例及收录图书等方面都有所表现,并呈现不同的特点和价值。     

“揭”与“揭阳”能否划等号

<正>近一两年来,由于从外地传进一部新编的《揭氏族谱》,而在揭阳掀起一阵“揭氏文化热”。《揭氏族谱》让揭阳文史学者大感兴趣的原因是,它“揭示”了揭氏一姓来源于西汉人史定曾任揭阳县令,这让揭阳人感到光荣与欣喜,于是“当仁不让”,热烈反应。对此我以为可以理解。如果经过调查能证明“情况属实”,我以为本土人士还应举行更大的仪式来予以庆祝。诚然,“揭阳”一姓来源于史定之令揭阳,早在南宋初期福建籍史学家郑樵《通志》就已经写到了,只是过去没有被揭阳人“发现”。当然,这也还不是郑樵的“发明”,早在郑樵著书1000年前出版的《史记》、《前汉书》等,就都已经闪烁其词,有所“暗示”。郑樵可能正是据此而断定史定之改姓“揭阳”,是以其曾治该邑之故。     

从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看中华文明

中华文明在数千年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一脉相传 ,没有任何中断 ,其重要原因之一 ,是中华民族有“治史”的传统。即使如魏晋南北朝分裂割据的“乱世” ,仍然保持着治史的传统 ,史学也取得了很大成就。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飞速发展的今天 ,大力倡导治史 ,弘扬中华文明 ,仍然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