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短”避“长” 力求精炼——精办广播节目的几点做法

"文以精为贵"这是任何语言文字都适用的标准,而以语言为主要表达方式的广播节目(本文主要是指日常的广播社教节目,下同)更要做到"短小精炼"。与之相反,大时段的广播节目(特别制作除外)即两三小时以上的广播节目,已再难适应     

超越封闭文化——中国境外的文明、区域和长时段的延续与断裂

文化的流动与封闭、延续与断裂是人类学研究的经典问题.英国著名人类学家迈克·罗兰教授从宏观的跨区域文明视野出发,讨论了"文化区"、迁徙与流动、民族学与社会学在文化/文明认知角度上的差异,并以"深度历史"和"长时段文化"的观念,对亚马逊、太平洋地区和非洲大陆的人口、生态和物质文化进行了探讨,对欧洲殖民势力侵入非洲之前的中非和西非的王权和世界观作了精辟的分析.     

高等学校非英语专业听力时效实验与分析

对教学时间的研究已经有很大的进展，但是对非英语专业听力时效的分析还存在着比较大的局限。该课题组进行了为期两年的实验，通过对8个班500名学生进行涉及面广、历时长的定向跟踪调查，用统计和分析的方法，参照各前辈学者的观点，做出了一些评论。     

从时点时段的表达看东汉译经的性质

东汉译经时点时段的表达形式有四种:一是采用中土已有的表达方式;二是大量运用中土文献中尚为少见的表达形式,或改造中土文献类似用法;三是译经以新的形式表达全新的概念;四是有的用法仅见于东汉译经。考察表明,东汉译经时点时段的表达与中土已有的表达方式关系密切,但形式趋于新颖;译经中一些陌生的时点时段表达形式值得我们关注。东汉译经不妨看做外来僧人学习汉语的一个早期阶段,带有浓厚的中间语色彩。     

接续断裂·空前繁荣·追求深化——回眸中国新时期30年学术发展

中国新时期30年的学术发展轨迹表现为三个时段:从1978年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可以大致看作是中国新时期30年学术发展的第一个时段,中国学术发展在此前的"文革"期间实际已发生了断裂,所以这一时段学术发展的总体特点主要表现为接续断裂,全面复苏,十分活跃;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后期,可以大致地看作是中国新时期30年学术发展的第二个时段,这一时段的中国学术出现了全面繁荣和硕果累累的景象,这一时段的中国学术研究明显地表现出面向现实、面向时代、面向未来的突出特点;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可以看作是中国新时期30年学术发展的第三个时段,这一时段除继续具有第二时段的特点外,又具有了追求深化,追求厚重,反对浮华等新的重要特点。联系起来看,如果说第一时段和第二时段的关键词主要是"数量"、"繁荣"的话,那么第三时段的关键词可以说主要是"质量"、"深度"、"厚重"。     

发展观察系列(3) 北京为什么越来越堵车?

在北京,上下班时段的堵车已成为常态。每当看到开车族担心上班迟到而心急火燎,公车族为了准时上班而追赶进站的公交车时,我就在想,这么多人每天赶早从城外挤入城内、摸黑从城内挤出城外,怎能不引起交通堵塞?为了生计而需要上班劳动自是不证自明,     

清代修史机构的设置及变迁的时段特征

清代修史机构的设置及发展演变分为四个阶段,即天命到康熙初年的起始阶段、康熙初年到雍正末年的发展阶段、乾隆、嘉庆年间的完善阶段、道光至宣统时期的衰落阶段。清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是修史机构呈现时段性的主要因素,也为制度变迁提供内在动力。     

20世纪国内严羽研究述评(下篇)

20世纪国内后50年的严羽研究可分为两个时段.前一时段的整体特征有二:一是直面严羽诗论本身;二是主张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来分析严羽诗论.后一时段在方法论和对象上有六个新的侧重点:一是对前一时段的严羽研究进行反思和颠覆;二是注重从美学的角度进行审视;三是对严羽的家世及生平事迹进行深层探讨;四是对旧题严羽评点<李太白诗集>二十二卷的真伪问题进行探讨;五是对严羽的文学史论和文学史观进行探讨;六是注重中西跨文化比较研究.     

中国政治的变与常：长时段的历史透视

中国具有悠久、复杂而独特的政治传统，长时段的历史透视，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代中国政治的渊源和特质。3000年、200年、100年三个时间坐标，彰显了中国政治的变与常。“殷周之变”和“周秦之变”后，大一统、中央集权、官僚君主制、儒法兼用的政治形态形成并长期延续和发展，这奠定了传统中国政治的底色。19世纪以降，为实现独立、统一、富强、民主和现代国家建构的目标，近代启蒙传统得以融入中国政治体系。十月革命后，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并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为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提供了理论指导。三千年来，中国政治在制度和观念上发生了很大变化，逐渐演变为一种现代政治文明，但一元主义和民本主义的政治传统得以长期延续，彰显了中国道路的独特逻辑。     

文献·长时段·比较眼光——东亚行纪研究方法刍议

“行纪”的概念，韩国、日本和部分中国学者喜欢用“燕行录”表示，但无论是从文体渊源、概念中立还是现代学术研究的“共名”来看，仍然以“行纪”之称较为恰当。可从文献、长时段和比较眼光三方面讨论东亚行纪的研究方法。所谓文献方法，不只是稀见文献的挖掘、不同传写本的校订以及一般意义上的解题序录，而是强调从文献异同中发现其背后的思想动因，以及赝作形成的文化心理。长时段是法国史学家布罗代尔的史学概念，尤其适用于心态史的研究。行纪资料本身是一系列连续性的文献，但如果想较为准确地发现一个缓慢的、层积的历史结构的“断裂点”,就必须使用长时段的方法。这一概念虽然源自过去，但其研究指归却是朝向未来的。比较是研究工作中常用的方法，将比较的视野从小到大列举，则有一书的比较、同一系列中不同书的比较和不同系列书的比较。相对于胡适当年所说的“三术”,今日人文学研究的“新三术”就是历史的眼光、比较的研究和多元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