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日文史书译介活动及其特点

晚清时期,日文史书的译介是中日文化交流的主要内容之一。在译介过程中,众多知识分子、文化刊物与机构参与其中,并形成四个特点：翻译活动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地域上呈现两个活动中心;译者在译介过程中的慎重选择性;翻译活动的繁荣呈现短暂性。同时,译介活动还存在两点不足：译介活动的地域发展不均衡、史学理论书籍的翻译数量较少。尽管如此,日文史书的译介依然起到了开拓国民视野、启迪民众思想、振奋民族精神的作用。     

盛开的卑微之花

《我的团长我的团》描写的是抗日时期滇缅之战的故事,是一部以小人物为主线的战争史诗片。滇缅边境是日本侵略者包抄中国的最后一道绳索,中国和盟军在这里损失惨重,这是一段鲜为人知的血泪史。一群被战争打散后进入收容站的兵痞们．却因为在缅甸丛林里与龙文章的相遇,完成了向英雄的蜕变。     

抗战时期天津文艺副刊研究:以《庸报》为中心

抗战沦陷时期,天津报纸文艺副刊登载了大量文学作品,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日伪的高压钳制下,以《庸报》为代表的文艺副刊的文学批评、诗文作品以及长篇通俗小说等,既沿着五四以来的新文学道路继续前行,同时也呈现出一定的异变态势。就整体而言,天津沦陷时期的文艺副刊,在文学上依然是传承大于异变。日本的侵华,并未阻断中华文脉强有力的历史延续。     

社会文化史视野下晚清时期的文庙——以《申报》为基本史料

在帝制时代,文庙以庙学合一的方式,既被官绅用来宣扬政治意识、社会伦理,又被作为学校教育的主要场所,体现着皇权治统、士人道统与诗书学统的融合。在这种精英性活动以外,文庙亦搭建了民间社会的种种场域。清末新政以来,随着各种社会改革事业的推进,文庙也遭遇着制度变革与近代思潮的冲击,由此而萌发出其转型的契机,成为民国之后文庙种种改革事业的先声。但在种种变迁的背后,文庙因其所象征的儒家人文价值,亦在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士民心中保有着一份持久不灭的尊严感。     

中共中央西北局调查研究工作特点论析(1941-1945)

1941至1945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党内加紧破除教条主义迷信、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背景下开展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其调研工作具有制度化、科学化和实效化等显著特点。其中,制度化体现在设立专门调研机构,一般工作机构也具有调研属性,调研工作有条件保障,调研成果有完整的运输、保管与宣传环节;科学化体现在详细的调研提纲、多层面的调研类型以及科学的调研方法;实效化表现为领导干部率先深入基层调研,普通调研工作者根据党的任务扎根调研,民主性贯穿调研始终,以及通过调查研究提出问题解决方案并推广典型经验。这些调研工作为西北局与中共中央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起了积极作用。     

晚清文人文化的转向与文学翻译活动

晚清文学翻译活动的出现既是晚清文人文化发生变异的结果,又是促成晚清文人文化发生进一步变迁的契机。本文试图分析晚清七十年文人文化演变的情势,并结合文学翻译的实际情况,讨论二者的互动,以图完整地描述晚清文学翻译活动在近代社会文化变迁中扮演之重要角色。     

一部晚清信史——读《恽毓鼎澄斋日记》有感

《恽毓鼎澄斋日记》是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之一种,作者恽毓鼎曾在清廷居官二十三载,是当时的皇帝近臣之一,举凡晚清历次重大事件,他均为重要的目击者甚或亲历者。本文主要以其自身视角对戊戌变法、己亥建储、庚子国变、清末新政、辛亥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进行观察,从而为人们提供了一些难得的史料,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该《日记》称得上是一部晚清信史。     

流动性过剩背景下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性研究——基于层次分析法视角

本文基于层次分析决策理论,把货币政策工具、中介目标、最终目标视为一个系统,对比考察了流动性过剩背景下央行各种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性大小,其中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政策效果最为显著,其次为存贷款基准利率、公开市场业务,再次是间接信用控制工具、直接信用管制手段.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提出了今后一段时期货币政策工具应如何搭配的建议.     

同光前期的西北史地学

在晚清西北史地学的发展过程中 ,1 9世纪六七十年代可谓其低潮阶段。本文主要从国家的全面边疆危机、西北的混乱局面、人材的断层以及西北史地学本身所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变革等几方面对其陷入低潮的原因进行详细的论述 ,同时以李光廷为代表 ,介绍这一时期的西北史地学研究。     

论民国初年到抗战时期历史教科书对“中华民族”的书写

民国初年,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成为历史教科书的主要内容之一,在表述上也多与“五族共和”的建国方针相配合、相呼应。其中,1912年9月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中学历史教科书》更是在历史教科书史上首次使用了“中华民族”这一观念。五四时期,中华民族观念首次被写进教育部门制定和公布的《历史课程纲要》,这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但这一时期的历史教科书使用较多的还是“中国民族”“我国民族”或“吾民族”,而不是“中华民族”。这说明,五四时期历史教科书对“中华民族”的书写还很不成熟。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战时期,在国民政府先后四次修订的初级中学和高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中都纳入了对“中华民族”的书写。由此,自觉运用中华民族的观念成为该时期历史教科书的普遍现象。尤其是这一时期的历史教科书强调的是一种整体的中华民族观念,即认为中华民族是由汉、满、蒙、回、藏、苗等民族所构成,亦即中华民族所指并非某一个民族(如汉族),而是中国各民族。这表明,中华民族观念在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战时期业已最终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