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联准则违反下的关系与权力——论品特《哑巴侍者》中的会话含义

本文对《哑巴侍者》中打破合作原则下关联准则所表达的戏剧效果进行分析,揭示剧中人物本和格斯之间的关系和地位。用格赖斯的会话含义推导在违反关联准则下的意图,从而更深入的理解该戏剧的主题。     

林凯短语二则

权力可以左右人,所以任何人都是权力的奴才;人可以左右知识,所以任何人都是知识的主人。     

浅析协商性司法在我国的发展瓶颈

一、从司法权合法性起源理解看协商性司法的本质源于契约精神,是新的社会形式下国家与个人间权力资源的重新配置。具体体现为,公民将由国家垄断的解决刑事纠纷的权力部分索回,正如基于集权等统治需要国家将弹劾式诉讼转为纠问制诉讼模式一样,在     

制度互动、权力互动与跨国森林治理

跨国森林治理是全球治理的一个重要内容,学者们对跨国森林治理的行为主体观点迥异,甚至针锋相对。全球管制政治学认为,跨国森林治理并不需要始终贯一的治理主体,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是当前全球治理的特点。但是,在全球治理不能超越国内政治的条件下,如何获得治理的合法性呢?本文认为,通过制度互动和权力互动能够使得认证标准和第三方认证的权力获得合法性。不过,这种合法性是全球治理与国内政治相互妥协的一种结果,这种治理也是全球治理与国内政治相互妥协的一种治理。     

大数据、权力终结与公共决策创新

决策的本质是权力博弈,大数据对信息与知识生产、扩散的重新塑造,强化了数量革命、迁移革命和心态革命,冲击着并削弱了传统权力壁垒,微权力行为体大量涌现,权力运行失灵,民众因为权力祛魅而变得理性,传统权力走向了“终结”,进而演化为公共决策的创新,如决策结构的开放化、决策过程的透明化、决策理念的民主化等。但“大数据—权力”逻辑本就是双向的,如何趋利避害、走向大数据时代的公共决策？这是一个值得继续挖掘的研究议题。     

公共权力腐败行为的经济学分析

人最基本的效用动机导致了公共权力腐败的普遍存在,权力掌控者为收回预先支付的高额进入成本而选择权力寻租.现实生活中,权力掌控者的权力行为会受到需求偏好、道德自律、查处风险以及权力制衡等各种主客观因素和条件的约束.公共权力腐败能否发生,关键取决于权力掌控者在突破条件约束时所耗费的成本大小以及对腐败收益的预期,构建权力掌控者和社会反腐机构之间的博弈模型并求该模型的混合纳什均衡解可知双方的最优策略选择,并可由此提出相关预防建议.     

激情与理性：斯宾诺莎论社会契约的双重基础

和众多近代自然法家一样,斯宾诺莎通过社会契约论的方式构建国家。不同的是,斯宾诺莎拒绝将社会契约建构在理性自然法的基础之上,而是极力挖掘激情对于社会和国家的重要意义。结合《神学政治论》《伦理学》《政治论》等核心文本,澄清恐惧、希望和同情等激情对于社会契约的奠基性作用,同时指出：无论在自然状态还是公民状态中,理性的作用从未缺席,而是始终与激情融合在一起,二者以某种“居间状态”的形式成为建立和维系社会契约的基础。社会契约的这种构造方式,既为现代国家奠定了新的基础和秩序,又在根子上为现代国家埋下了种种危机。     

权力意志批判——尼采政治思想评析

遏制还是张扬人的动物本能,是政治思想史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尼采是现代世界中张扬人的兽性本能的主要思想家。作为尼采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权力意志”既是其想象中的“超人”的本质要素,也成为他重估人类价值的基本标准。尼采公然主张人类是野兽、民众是“群畜”、道德是骗术、民主是劣治、平等是谎言、历史无正义、强权即公理、不要工作要斗争、不要和平要战争。尼采政治思想的实质,是企图借“权力意志”,彻底摧毁基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之上的现代政治价值。从世界历史的经验教训来看,那些为人的邪恶本能和专制独裁进行辩护的理论最终必然在实践中破产。虽然如此,尼采“权力意志”的梦魔仍会迷蒙不少人的眼睛。一旦统治者着了“权力意志”的梦魔,那就将给人类带来难以估量的灾难,对此世人仍须有高度的警惕。     

智慧治理抑或数字规训?——智慧城市如何消解匿名性

伴随智慧城市的建设,城市之眼时代已经到来。传统认知上,不可见、不可知、不可追踪构成了匿名性的主要特征,而智慧城市通过不可识别信息挖掘出个人数据的大量案例让匿名性与非匿名性不再泾渭分明。众多“推断匿名”的行为重构了智慧城市时代匿名性、隐私权等一系列重要概念的定义。随着智慧城市越来越智能化,越来越多的数据被获取、储存、分析、使用,城市从产生伊始就带有的匿名性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消亡。从法哲学的视角,匿名性关系到人的尊严这一基本权利。但“技术中立”是个伪命题,技术更多应用于现实社会、形塑现实社会。高精准度和覆盖面的数据采集将传统的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界限完全清除,出现数字时代的无政治隐私逻辑领域。当网络科技上升为规训技术的组成部分后,福柯所说的规训技术如影随形般进一步升级换代。公权力持有者的个人私欲与大数据“权力—科技”的双重欺骗性相互交织,加剧了公民个人地位的式微,产生溢出效应。     

权力与时尚再生产——布迪厄文化消费理论再考察

本文从权力与权力关系的角度出发,对布迪厄文化消费理论的核心之一--时尚再生产理论进行考察。该理论基于以下两大主张：（1）时尚是生产场域与消费场域这两个相互独立的场域共同“协作”的结果;（2）权力关系贯穿于时尚与流行再生产的每一个环节。布迪厄指出,不论是生产场域还是消费场域都是斗争的场所,行动者在此为争夺合法性与卓越化而展开激烈的竞争。一方面,时尚生产场域具有相对自主性,权力斗争并不直接表现为阶级或阶层间的对立,并以迂回的方式参加社会权力的合法化和再生产斗争。另一方面,消费场域即指阶级场域或支配阶级场域。消费者在该场域中进行着无休止的分类斗争（阶级斗争）。权力关系直接反映了阶级关系。而且只有支配阶级才有权参加时尚与流行的再生产,中下阶层是无法加入此类卓越化游戏的,他们至多只能作为反衬而存在。反映统治阶级合法品味的时尚被广泛用来对下层阶级实施符号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