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杜甫晚年情感隔阂臆说

李白、杜甫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他们以卓越的诗歌成就树起了两座丰碑,更以早年建立的情若手足的交谊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一段千古佳话。但在晚年,李、杜之间产生了情感隔阂。其表现是杜甫对李白之死漠然视之,令人感到蹊跷。其中原因主要是杜甫对李白的不满直至失望。因为杜甫怅怨李白恃才傲物,得罪玄宗,不辩忠奸,附依永王,被定罪附逆做乱。     

郭茂倩乐府学视域下的李白乐府诗

除诗人本集外,《乐府诗集》是北宋时期形成的另一李白乐府诗的全录本。编者郭茂倩具有丰富的乐府学知识,以及集古、近乐府之大成,凸显乐府诗史流变大势的编纂意图。其对李白乐府诗的辑录,虽据诗人本集而来,却在作品取舍、分类编排方面融入更多学理思考。在以《塞上曲》《塞下曲》为代表的唐人新乐府诗著录中,郭茂倩还着意强调了李白引领盛唐歌诗创作的地位。     

李白咏画诗文生成论

李白咏画诗文虽然数量不多,却反映了诗人中晚年的心理图像,在文学和绘画审美上都表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征和时代风尚。这些咏画诗文表达出种种悲感,呈现出诗人在现实生活境遇中真实的生命形态。李白注重绘画的神韵而不是工笔彩绘,表明他上追六朝顾恺之、近取唐代吴道子的绘画思想与审美趣向。     

“离散家族”与李白的家世记忆——兼论其与李白个性气质及诗歌艺术特征之关联

李白先世徙居碎叶，其家族可称为“离散家族”。李白家族的这一特点，导致了家族谱牒的坠失，也引起后人对其家世记忆的质疑，但李白有关其家世的记忆，不仅出于他本人对其家族世系的确信，同时也与其家族回归后文化寻根与文化认同心理密切相关。由此，其家族先世杰出人物的个性与功业，也就潜在地影响了其“英特越逸”个性气质的形成，而这种个性气质，又进一步成为其诗歌多“奔逸气”与不受羁勒、天马行空艺术特征的根基。李白的家世记忆，不仅于认识其家族特征颇有价值，对于解释诗歌史上的“李白之谜”也大有助益。     

文星邀月诗千首 酒仙飘逸万川游——略论李白的诗歌创作与“月之情结”

“诗仙”李白,现已成为一种文化现象而被众多的学者所关注。李白诗文中文化内涵丰富,“月”作为一种文学意象,与诗人结下了不解之缘,透过诗情“月”意,解读李白的坎坷人生与“月”之情结:明月情结,酒月情结,秋月情结,这对当代李白研究具有拓展性作用。     

《秋浦歌·炉火照天地》“旧解”

文中用萧士旧注中以“赧郎”为笑语，乃歌者助语之词为据，且证以元代杨维桢《竹枝词》和楼西滨的解释以坚其说，从而对李白《炉火照天地》一持重新进行了分析。     

论女性与李白的情感世界

本文对李白与其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关系进行了情感分析、意义与价值的判断和评价，认为在李白诗作中，许多美女形象是表达政治之恋的喻指符号；礼赞女性美质也大多是政治理想失落后得到的一种心理补偿，李白的“赠内”诗表现了他对爱情的珍视，即使是对婚外性爱的表现，也是为了求得精神的慰藉，而“宫怨”“闺怨”诗更蕴含着沉重的现实感。     

庄子与中国启蒙文学源流

庄子哲学看起来拒斤情欲，但拒斥情欲目的实际上是为了维护人的自然性情，使其不至痛苦受。正是维护人的自然生命这一点，便得庄子自身虽未成为启蒙哲学，却引发了后世启蒙主义文学的流脉。魏晋启蒙文学正是庄学的发扬光大，可借终究为庄子所牵制。唐宋百年间的李白、苏轼虽然纵情所至、蔚为高蜂，但却又为儒学所限。惟有社会条件俱备后的明代作家，才真正改造、充实了庄子，造就了璀璨的中国启蒙文学。     

《蜀道难》中的野性自然在英美世界的接受与变异

《蜀道难》是盛唐诗人李白的代表诗作,在其传入英美世界的过程中,被多位西方译者翻译。然而原诗中蜀道的“野性”特征在多个英译本中并未再现,而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变异。鉴于此,文章从比较文学和生态批评的视角考察了《蜀道难》中的地理意象与动物意象在阿瑟·韦利、艾米·洛威尔等西方学者的七个英译本中的翻译,探究了原诗中自然“野性”特征在英译本中的泛化与弱化,并揭示了这一式微现象所蕴含的东西方异质自然观。力图在发掘《蜀道难》的生态内涵和审美特征的同时,为李白诗歌海外传播研究提供新的阐释维度和研究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