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诗

培养良好文学趣味的方式就是阅读诗歌. 如果你们以为我这样说是出于职业偏见, 我是在试图抬高我自己的这个行业,那你们就错了,因为我并非一个拉帮结派的人. 关键在于, 诗歌作为人类语言的最高形式, 它并不仅仅是传导人类体验之最简洁、最浓缩的方式,它还可以为任何一种语言形式——尤其是纸上的语言形式——提供可能获得的最高标准.     

魏晋南北朝童谣的传播学解读

童谣本质上是一种传播现象。魏晋南北朝时期,作为显性传播者的儿童被作为隐性传播者的成人利用成为童谣传播的主体与受众,而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决定了此阶段童谣多是对黑暗社会的揭露和对统治阶级的批判而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亦决定了该时期的隐性传播者为保全自我和达致预期效果而刻意采用双关语、比兴、谐音、拆字等诸多传播语言与技巧。     

文化身份的内涵与要素

身份的冲突和对抗成为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之一,而其深刻的根源在于不同文化的融合和碰撞。文化身份注重从人的身体特征、民族、宗教、语言和生活方式等因素来构建人的身份。文化身份的来源和要素存在着多样化和差异化,它既推动了全球化时代不同人群的交流、融合和混居,同时也是冷战后世界范围内局部战争和恐怖袭击的文化根源。     

中国英语的本质、根源及发展——基于语言变异理论的解读

语言变异理论基于语言系统异质说,对英语变体的形成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如果将世界英语看做是一个有序异质的系统,不同区域所使用的英语都有本土化的异质因素(共核英语除外),当这些异质因素在本土社团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并开始传播时区域变体就会产生。中国英语就是这样一个典型实例。作为一种英语变体,其语法规范以母语国家的英语语法为标准,擅长表达中国社会特有的经济、文化等概念和事物,在句式和语篇诸多层面受到汉语思维的影响。中国英语是英语全球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产物,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英语作为一种新的语言变体,受到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其发展方向对语言学的研究和我国的英语教学都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论哈贝马斯“商谈伦理学”对国学教育的启示性作用

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为社会交往提供了"生活世界"前提,并提出了"语言有效性三要求"的具体言语策略。国学传承与国学教育也是一种社会交往,故"商谈伦理学"的这两项内容之于国学也有着重要的启示性作用:第一,它要求国学教育具备"强实践性"与"广对象性"特征;第二,语言的"正确性""真实性"和"真诚性"原则为国学以及国学教育提供了具体的可行性策略。     

中亚国家语言政策及其发展走向分析

中亚国家实施以全面发展本国国语并扩大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等所有领域的功能为主要目的的新型语言政策,与此同时,降低俄语地位、缩减俄语使用范围、有意进行文字改革的举措,使俄语被严重"边缘化"。然而,俄语的交际功能和实际应用性并没有因法律地位的下降而大幅度降低,俄语仍然是主要的族际交际语言。语言政策与现实需求的背离,严重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语言环境恶化促使人口外迁,不懂俄语制约劳务输出,字母拉丁化导致教育质量下降,俄语的语言功能被认知为与俄交往的利器。中亚国家语言政策的最大特点是过于政治化,语言完全被某些政治家视为政治游戏的手段,而未把它当作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有效资源。人口、经济和地缘政治等因素将会直接影响中亚国家语言政策的发展走向。总体而言,俄语不会迅速退出中亚,主体民族语言彻底拉丁化尚需时日。     

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中国民族文化外来说及其论辩

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西方学者分别从语言、文物及文献等方面提出中国民族文化起源于埃及、印度、巴比伦、中亚等种种假说,与此同时,部分西方学者也纷纷从以上角度对外来说提出质疑与批判。经过激烈的学术论辩,中西文化同源说和中国民族文化本土说得到不少学者的支持。然而由于20世纪以前,中国的田野考古工作尚未全面展开,中西文化同源说显然存在证据不足等突出问题,中国民族本土起源说也有待于田野考古资料日渐丰富后不断补充完善。康熙、雍正在位期间,从改变对天主教的态度到明确禁教,造成了长时期中西文化交往的中落,康乾以后,带有政策性的西学中源说长期主导着中国学术界,20世纪以前的中国民族文化外来说的学术论辩过程中,中国角色并不明显。     

在信息高速路两岸慢跑的诗意——当代社会形态下的诗歌语言

所有社会形态中最适合诗歌的是农业社会。当代信息社会时间和空间被精算和无限压缩,短制速成的快餐文学成为优选,诗歌变为在信息高速路两岸慢跑的风景。在这样的社会形态制约下,当代诗歌语言形成了自我式语言主导、情感性减弱、常用意象偏离和生活化与陌生化矛盾等几个特征趋向。     

和谐语言生活视角下的当前报刊语言偏误调查分析

当前,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活已成为我们社会的新理念,也是国家语委在新世纪语言文字工作的新目标。报刊是语言规范化的重要阵地,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报刊语言常见的偏误主要有语法、语义、语用、文字、常识等几个类型,通过统计分析发现,这些偏误的成因主要集中在社会、文化、心理、教育、媒体自身、新技术应用、监管等几个方面。根据《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年)》的要求,应该增强语言规范意识、加强监管力度、加强学习以普遍提高国民语言文字的应用能力。     

语言接触对于汉语派生式新词语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汉语类词缀不断增多,派生式新词语大量涌现,语言接触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动因。语言接触对于汉语派生构词的影响表现在多个方面:外来音节语素化后演变为类词缀;外来类词缀的引进;促使汉语原有类词缀化等。其中,英语作为一种强势语言对于汉语的影响最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