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边缘地带“村改居”后的“村民自治”研究——基于济南市的调查

“村改居”后的社区,是按照“居民自治”的规则治理,还是按照“村民自治”的规则治理,是我国城市边缘地带“村改居”后的社区治理普遍面临的难题。本文探讨了“村改居”后的社区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按“村民自治”规则治理的合理性;分析了“村改居”后按“村民自治”规则治理面临的诸多难题;提出了政策建议:将“村改居”社区纳入城市社区建设视野,并作为社区建设的突破点和创新点;逐步将社区居民委员会与社区企业及有关经营开发行为分开,将社区的公共事务管理和社区企业经营分离;完善有关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并在此基础之上建立一套具有起、承、转、合功能的基层社会自治基本法规体系。     

强化村民自治，遏制流动人口犯罪

目前农村流动人口犯罪已经成了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问题。其原因有很多,既有农民工自身的原因,也有社会文化方面的原因;既有农村经济不发达方面的原因,也有城市和社会制度对农民工存在不平等待遇等原因。而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经济方面。因此,要遏制农村流动人口犯罪,从完善村民自治的角度来看,既要加强村民自治组织的对农民的社会控制功能,也要加强其对农民的服务功能,更重要的是要大力发展农村经济促进农民增收。     

村民自治中的草根式权力平衡与民主能力培育——广东"蕉岭模式"对我国乡村治理的启示

在我国乡村治理中,广东"蕉岭模式"给我国村民自治提供了这样的启示:现阶段的村民自治,对显性的村庄治理制度建设和隐形的村民能力建设等方面的推动,在一定程度上都需要外力(尤其是国家)的介入,然而这种介入是有一定条件的,也是需要克制的.最好的乡村治理模式,应当在满足村庄发展的实际需要、解决乡村治理中出现的问题的同时,不给村庄增加额外的治理成本,也不妨碍基层民主的发育.     

村民自治下的村级社会管理的路径选择——以霍山县落儿岭村为例

农村社会管理从传统社会到转型期社会,其管理主体、性质和功能都发生了变化;农村基层管理体制改革后,村民自治使村级组织不再是政权组织,而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以霍山县落儿岭村为例分析得出,农村社会管理有两方面途径:一个是切实贯彻村民自治制度,强化农村正式组织印村党委和村委会的管理;另一个是发展农村社会组织,发挥农村社会组织即村民自治对农村社会管理的作用.一个强有力的农村正式组织需要从几个方面建立,即发展村级经济重塑农村正式组织的权威,村级社会管理需要精英治理,村级社会管理需要制度化.     

民族融合背景下的村民自治调查--以民族杂居的云南芒乐村为样本

本文对民族杂居村庄村民自治中的选择机制、动力机制和运行机制进行了研究.认为村民在利益权重之下,主要以能力和品质而非民族等因素为取向选择自己的"代理人",这是村民自治走向理性和良性的基础;村治的动力和积极性受到村集体、个人经济以及村委会自身运作状况的影响;村委会作为国家在农村基层新的政治设计,它与各组织的权力分配格局和关系协调程度,是村民自治健康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     

村民自治的转型动力与治理机制——以成都“村民议事会”为例

村民自治嵌入在国家治理结构中,并适应着国家治理的转型。税费改革以前,村民自治具有突出选举的实践倾向,承载着基层政治民主化的期许。面对税费改革以来村民自治陷入的困境,四川省成都市以"村民议事会"为核心的实践探索开辟了一条村民自治与政府治理有效结合的路径,从而推动村民自治由选举向治理的转型。基于"成都模式"的启示,地方政府应以资源输入为契机,加强基层组织建设,调动农民参与,实现村民自治与政府治理的共赢,这是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建设的应有之义。     

村民自治中村民政治参与探讨———基于利益与利益机制的视角简

满足政治参与需求、提升政治参与水平、增强政治组织吸引力已成为研究农民在基层民主自治组织中参与政治生活的实践课题。随着农村经济的改革与发展,农村社会利益关系逐渐分化,利益主体、利益需求呈现多元化和多样化,这阻碍了村民自治组织功能的发挥,农村社会利益分配、导向、表达、协调等方面必须相应作出调整。本文基于利益与利益机制的视角,探讨了村民自治组织中农民政治参与的实现机制、动力机制、参与机制和保障机制的建构。     

社会资本变迁视域下我国乡村有序治理探微

农村社会资本是乡村有序治理的重要因素,其结构及变迁对乡村治理造成一种复合性的双重影响,即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1980年代后,农村社会资本正处于一种承继与消逝、异化与新生的新旧裂变之中.当前,应积极培育农村社会资本,依此实现乡村善治.譬如,推进民主法治社会建构、加快政府行政体制改革、实现村民自治实体性价值、培育现代专业化农村组织及提高农民现代公民意识等.     

制度建构与创新：新农村建设中村民自治均衡发展研究

实现村民自治均衡发展是推进新农村建设的突破点和完善农村基层民主的关键。村民自治自实施以来,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呈现出非均衡发展的态势。究其原因,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制度的非均衡,包括正式约束方面的立法缺陷,非正式约束方面的原有意识形态和习惯存在刚性障碍,实施机制方面的程序设计滞后于和疏于实践需要。进一步深化农村综合改革,创新依法治村机制,创新民主选举任用机制,创新民主议事和公共决策机制,创新民主管理机制,创新民主监督机制,是推进新农村村民自治均衡发展的路径选择。     

昔日老鸦变“凤凰”——湖南花垣县老鸦塘新农村建设见闻

<正>老鸦塘村地处湘、黔、渝交界的湖南花垣县城与边城镇中央位置,全村占地3.3平方公里,共有8个村民小组,282户,1218人。长期以来是一个基础设施薄弱、村民种植观念落后的苗家山寨。改革开放30年来,尤其是2003年湖南省民委工作队来到这里,把该村作为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