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管子传》论析

梁启超的《管子传》为他的传记作品中的代表作之一。在这部著作里,梁启超从现代思潮的角度出发,对管仲的地位与人格做了极高的评价与褒扬,将其塑造成一位爱国主义的典范。并且他还以许多近代政治理论为基础,对管仲的政术进行了不少诠释,这有助于宣传近代这些政治理论,但这种诠释方式同样也有很大的弊端存在。     

戊戌后康梁谋刺慈禧太后新考——以梁铁君案为中心

戊戌政变后 ,康梁仍时刻盼望返回朝廷 ,依靠皇权推行改革。而太后的存在使他们的目的不能达到。为此康梁于 190 4年派出以梁铁君为首的暗杀团体入京谋刺慈禧。梁铁君在国内活动近两年 ,清廷立宪呼声日高。梁铁君因向康有为提出放弃刺杀方针 ,不久梁铁君突然被捕。袁世凯等人非常秘密地处死了梁铁君。由于朝廷宣布预备立宪 ,康梁没有因梁铁君死而失望和疾愤 ,而是从此放弃刺杀慈禧的方针 ,希望通过合法政党活动实现自己政治主张     

梁启超与中江兆民的民权思想管窥

民权思想是政治法律思想史的核心内容之一,同时也是近现代宪政体制的理论基石之一。梁启超主要是从民权与君权关系的角度来强调＂人人有自主之权＂的必要性,其立意在于伸张民权而限制君权,进而达到变法图强的目的;中江兆民的民权思想则直接与自由平等观念相连,强调政府的职能在于保障人民的平等自由和增进人民的福祉,与西方启蒙思想家们主张的民主思想更加相通。     

从梁启超文化思想变迁看中国文化前景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集中国现代化变革的先驱者和文化保守主义运动肇基人于一身的复杂人物，与多变的时代一样，其文化思想也几经变迁，他处心积虑几十年探索中西文化问题、传统与现代化问题，给后人提供了极富价值的理论思考。中国文化的前景必然是选择现代化，一方面它将最大限度地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另一方面最大限度且毫无条件地吸收一切先进的东西，实现创造性的综合与再铸。     

阳明心学与梁启超的文学改良观

阳明心学为梁启超契合中西文化和文学观念提供了哲学背景和理论平台 ,它规范着梁启超在“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文界革命”中的思想理路和理论品质。就思想特质而言 ,梁启超一方面强调文学的政治功利性 ,另一方面又注重文学的艺术审美性。阳明心学调适了二者的内存冲突 ,体认了文学功能性、主体性和自律性特征。从心学的角度看 ,梁启超的文学启蒙性和“五四”新文学的启蒙性是一脉相递嬗的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以关键词为视角的历史叙事

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来说,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是个经典研究课题,本文从关键词角度追踪革命词义起源与变化的历史脉络,对这一开展过程作一提纲挈领式的描述。在二十世纪初经由孙中山、梁启超的话语实践,革命与英语revolution和日语kakumei的意义相融合,既含汤武革命的传统,又含渐进改良之意。从五四文学革命和二十年代初新、旧文学之争,到二十年代末革命文学的形成,贯穿着一根建立民族国家与整体改造社会的红线,而通过新的史料——如周瘦鹃、张春帆的小说理论与创作,揭示了市民社会的日常改良实践及其新旧兼备的文化政治。另以革命加恋爱小说为例,旨在突破关键词的局限而使革命更具文学感性的书写,而对于被压抑的现代性的文学记忆的挖掘,则有助于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全面认识。     

章太炎与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比较

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风潮中有两种民族主义思想,一是以章太炎为主要代表,主张以文化别种族,强调“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它虽然为辛亥革命的总爆发起了推波助澜的积极作用,但这种具有种族复仇倾向的大汉族主义情绪又对辛亥革命的进程与结局产生了相当消极的影响。二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近代民族主义,摆脱了传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束缚,强调民族国家观念,主张各民族平等、共同奋斗的大民族主义,把追求中华民族的独立、民主和富强作为革命的终极目标,体现了中华民族意识的真正觉醒。     

另一种整理国故——论“五四”后梁启超对儒学与儒学史的重构

梁启超首倡以"现代"眼光对中国学术思想进行新的系统诠释以重铸"国魂"。"五四"后他积极投入"新文化运动"和"整理国故"事业,撰写了一系列中国学术思想史论著,广涉诸子学、佛学和儒学,而尤以儒学为重点。梁启超重新定义儒学的基本性质,重构儒学的思想系谱,对儒家义理体系进行既承接"传统"又适于"现代"的取舍和诠释,力图发明一套"事上磨练"的"新道学",以对治中国现代文化发展中的偏弊。而他给出的"整理国故"的另类方案,对新文化运动之后的实证主义学风进行了令人深思的针砭。     

梁启超墨学研究探析

梁启超是20世纪初墨学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墨学学理研究上提出了许多独到的创见;他采用的中西比较研究方法使墨学研究与西方近代学术思想接轨,既凸显了墨学的时代价值,又促进了中西学的会通,推动了西学的传播;作为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梁启超的墨学研究还成为他进行国民性改造和救亡启蒙的有力思想武器。     

梁启超与胡适关于"科学"的对话及其意义

"五四"期间,以胡适为代表的科学实证论者,维护科学的权威,将科学方法的效用推向极致,形成唯科学主义思潮.这种"科学万能"的论调,遭到了梁启超以及具有相同致思趋向的人文学者的驳难.爆发于1923年的"科玄论战"即是集中反映了上述两类学者对科学的辩护与限制.在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文化氛围下,科学派无疑是胜利者,但从学理层上看,玄学派对生命价值和人生意义的肯定,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