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口转变模式及其形成机制分析

我国是否完成了人口转变，这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题目，从人口统计数据分析，我国已经完成了由传统的人口再生产类型向现代的人口再生产类型的人口转变过程。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是人口转变的根本原因。     

运用Hill-Upchurch标准分析中国九十年代婴幼儿死亡率的性别差异

本研究采用Hill-Upchurch标准分析我国 2 0世纪 90年代年代婴幼儿死亡率的性别差异 ,研究发现 ,90年代我国婴幼儿死亡概率的女 -男性别比均高于Hill-Upchurch标准值 ,其中婴儿死亡概率性别比超出该标准的幅度较显著 ;农村地区的婴幼儿死亡率性别比超出该标准的幅度较城镇大。结论 :90年代中国存在着异常的婴幼儿死亡性别模式 ,主要表现为女婴的死亡率偏高 ;女性婴幼儿的生存劣势主要存在于农村地区 ,尤其是在三类农村     

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全国人口死亡水平间接估计

本文运用几种常见的死亡水平间接估计方法 ,以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原始数据为基础 ,估测了五普人口粗死亡率、死亡漏报水平和人口平均预期寿命。     

基于均衡关系的中国人口死亡率预测模型

人口死亡率反映了人口的死亡程度,准确预测死亡率是人口科学及人口经济学研究的重点之一,同时也是长寿风险测量的重要数据基础。基于Lee-Carter模型,探索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死亡率的相关性,通过协整分析考虑两地死亡率的长期均衡关系,创新性地建立基于相关性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克服传统自回归移动平均模型(ARIMA)使用有限数据进行预测的局限性;均方预测误差作为检验标准,结果表明:基于VECM模型的预测效果比传统的预测效果更佳;基于中国大陆地区和台湾地区的死亡率长期均衡关系,可以为两地联合长寿债券的定价提供重要参考。     

多因素下累积分红寿险合同的公允定价模型

累积分红寿险合同的价格受死亡、退保、最小保证利率、年度分红和终了分红政策等多种因素影响,与一般分红寿险合同相比,其最重要的特征是存在终了分红权,现有研究鲜有建立这些因素共同影响下的终了分红权定价模型,以确定累积分红寿险合同的公允价值。为此,文章把传统精算定价理论与金融未定权益估值理论相结合,分4个步骤建立了多因素下累积分红寿险合同的公允定价模型和终了分红权的定价模型,并分析了死亡率、最小保证利率、年度分红率、终了分红率和退保因素等对终了分红权的影响,给出了不同影响因素下累积分红寿险的年均衡保费。通过蒙特卡罗方法对定价模型进行了模拟计算,并与传统的定价模型进行对比,研究发现：终了分红权的价值要高于退保权,终了分红的存在抑制了退保;随着死亡率、最小保证利率、终了分红利率的上升,无风险利率、年度分红率、资产波动率的下降,终了分红的价值呈现增加的趋势。     

在生命的起点阻止贫穷的代际传递

为了阻止贫穷的代际传递,必须保证儿童有一个良好的生命开端,故而减贫行动应从"产前照料"开始.中国政府在贫困地区实施的降低孕产妇死亡率和消除新生儿破伤风项目,即具有这样的意义.然而,在青海省玉树和果洛藏族自治州,牧区妇女的产前照料服务利用率并不高.作者依据实际调查中收集的信息,探寻其中的原因,并提出政策建议.     

商业银行信用风险测度的死亡率模型

商业银行传统的信用风险分析方法主要是以信贷专家分析和主观判断为主,存在许多缺陷,难以量化商业银行信用风险.文章尝试运用寿险精算中的死亡率模型测度商业银行客户违约率,分析客户信用等级与违约率之间的数量关系特征,并以此为依据测算贷款的预期违约损失,揭示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发生的数量规律.根据某商业银行的样本数据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死亡率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     

基于分位自回归的中国人口死亡率动态预测

采用1994-2012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死亡率数据,针对Lee-Carter模型的预测方法提出改进,将分位自回归方法内置到Lee-Carter模型框架中,构建中国人口死亡率的分位自回归预测模型,对未来人口死亡率的变动趋势进行预测。通过与传统的均值回归方法比较,得出结论为:人口死亡率的分位自回归预测方法能够获取更加全面的信息,能够有效应对人类预期寿命被低估的可能,从而对未来死亡率的预测更加合理、可信。     

1918年大流感在华传播路径、范围和程度新探

中国是1918年大流感的主要受灾国，但史学界对中国疫情的研究非常薄弱。既有关于中国疫情的研究，所依据资料均较单一，不能反映疫情全貌，且存在明显误判。故需要结合当时中外报道、医官报告、海关史料、日记、地方志等材料，重建疫情在华传播图景。整体上，中国经历春秋季两波流感疫情，其传播路径主要依赖铁路、航道和驿道系统，京津、沪汉等重要城市是疫情向全国扩散的中心，而其他交通沿线的主要城市则是疫情在本区域内的扩散中心。其中，第一波疫情自北向南扩散，通过南满、京奉、京汉和沪宁等铁路线迅速传播，将疫区由点串成线，同时借由内河航道和驿道将疫区由线而织成网。幸运的是，第一波疫情并未波及重庆以西地区，且程度较轻，死亡率较低，惟因症状"新""奇"而备受舆论关注。相较之下，第二波疫情则自南向北传播，疫情范围远超第一波，甚至深入云南、甘肃和新疆等内陆省份；同时，第二波疫情的疫势亦明显较第一波严重，各省均有大量死亡病例报道，且呈现乡村疫势远甚于城市的特点，两者粗死亡率相差近十倍之巨。整体上，第二波疫情导致全国死亡人数的保守估算至少在360万至450万之间。值得注意的是，考察1918年两波流感疫情在华传播亦需考虑到各种国内外因素的实际影响。事实上，此类变动的因素极大地加剧了疫情在华传播的复杂性。在国际因素上，俄国革命与黑龙江、新疆等省份的疫情传播关系密切，日本远征军的军事调动则是东三省疫情传播的关键因素，而中越、中缅间的跨国贸易网络则是云南疫情的主要源头；在国内因素上，南北交战和山东匪患加剧了政局不稳和社会动荡，并大大提升了湖南、湖北、陕西和山东等省的人口流动频率，从而增加了疫情传播的速度和范围。文章深入挖掘和全面梳理了1918年中国流感疫情的各类中外史料，详细地考辨了两波流感疫情在华传播的具体路径和范围，重估疫情严重程度，并着重考察各种变动的国内外因素对疫情在华传播的复杂影响，进而勾勒出一幅较为完整的1918年流感疫情在华传播图景。通过文章的梳理和考辨，希望能为1918年大流感的全球性比较和中国国内的区域性研究提供扎实可靠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