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统计学的比较问题

毛泽东曾指出，“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人们认识客观世界，时到离不开比较思维。事实上．世间一切事物的真伪、善恶、美丑．大多可以在比较中给予鉴别。统计作为一种认识社会的有力武器，当然也离不开比较法的应用。传统的统计学只在研究比较相对指标可比性问题时，才对比较法进行讨论，我认为非常不够。比较法应该成为与大量观察法、综合分析法、归纳推断法并列的基本统计研究方法，形成完整的统计比较方法论。一、比较法是统计学的基本方法统计方法包括统计事实的获取、样本的选择和统计推论的进行等几个方面。统计事实的获取或样本的选…     

费孝通小城镇研究的方法与理论

费孝通教授的小城镇研究方法,主要是实地考察与类型比较法。费孝通教授认为,中国城市化应走小城镇模式;小城镇的发展是乡村工业带动的结果;“离土不离乡”和“离乡不背井”是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具体途径。他提出了“苏南模式”、“温州模式”与“珠江模式”等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以及以香港为中心的华南经济区、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经济区等经济区域的建设思路。     

论“买卖不破租赁”

近代各国大多承认"买卖不破租赁"的规则。从比较法上来看,"买卖不破租赁"规则的立法目的在于保护承租人的利益,稳定租赁关系,保护交易安全,实现物尽其用。我国《合同法》第229条确立了"买卖不破租赁"的规则,这使租赁权能够对抗新的所有权人,强化了对承租人的保护。"买卖不破租赁"规则主要适用于不动产,因为动产具有相当强的可替代性和可消耗性特点,保持动产租赁的长期稳定性的意义不像不动产租赁情形那样大。严格地讲,"买卖不破租赁"只是一种形象的说法,其立法意旨在于,任何租赁物所有权的变动都不得影响租赁合同的效力,因此,这一规则的适用并不限于买卖,其中的"买卖"应当采广义的概念,包括赠与、确权等所有可能导致租赁物所有权发生变动的情形。"买卖不破租赁"规则的适用使得租赁权具有了对抗第三人的效力,而且该效力直接依据法律规定产生、不需要登记,但这并不意味着租赁权已经成为了物权。     

比较法的功能主义原则:危机与出路

比较法研究中的功能主义原则是二十世纪比较法研究的方法论基础,该原则来自社会学的功能主义理论。比较法的学术传统借用了社会学的功能主义原则,但却从未对其进行深入的探讨。这导致比较法研究中的功能主义原则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从而受到了许多学者的批评。比较法研究中的功能主义原则面临着巨大的危机,主要体现在缺少对功能概念的界定,未能提出一套观察功能的方法,过分关注相似性,忽视了文化语境以及对功能等值物进行评价时缺少合理的标准。功能主义原则应克服上述问题,并为之进行重构,方能找到出路,继续发挥其在比较法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文白异读、音韵层次与历史语言学

历史语言学中,“层次”指一个语言（或方言,下同）中成系统地存在外语言的成分,外来层次是语言接触的产物。19世纪的历史比较法建立了一整套重建一个语言语音系统自身演变而分化的程序,并提出在运用历史比较法的各步程序之前,必须先“剔除借用”（也即剔除外来层次）和“剔除语法层面类推”。20世纪的内部拟测法则在如何鉴别语法层类推（特别是词法）对音变的影响方面,给出了具体的词形归一程序。     

谈《新制度会计》教学中比较法的应用

依据新会计制度的无形资产、非货币性交易的计量、计价、确认、会计核算等有关规定,授课过程中应多运用比较法,通过比较新旧制度的差异,强化学习新会计制度的力度,消除旧会计制度的负面影响,从而达到教学思路清晰、提高教学效果的目的.     

中美生态损害赔偿制度之比较

建设美丽中国,就是要保护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避免生态损害。然而,纵观我国现行的生态损害赔偿的法律制度,基于“污染者付费、受益者补偿”原则的环境资源税费等经济激励制度并未涵盖生态价值;基于“填补原则”的民法侵权救济模式亦不足以解决生态损害问题;加之我国生态资源数据库尚未建立、缺乏生态损害衡量标准,更是无法对生态损害进行充分、有效的赔偿。美国的环境法研究较早,立法上对“环境损害”做了越来越清晰的界定。我国应当借鉴美国生态损害的立法及判例成果,在立法中明确生态损害的诉权及相关法律责任,建立生态损害衡量标准和生态损害全过程防治法律制度。     

比较法的规范性适用

规范性是法律实践功能的关键。在比较法学科实践转向的过程中，比较法规范性司法适用成为重要的研究议题。正基于此，比较法在各国司法中的应用引发了规范性理由和基础的讨论。比较法功能主义、共同法进路和新法律多元主义为比较法规范性适用提供了理论解释。在各国的多样实践中，法理学、特别是实证法理论也为比较法的规范性问题提供了可能根据，其中沃尔德伦的“实证的共识主义”和夏皮罗的“规划理论”即为代表。比较法的规范性司法适用体现了法律功能的共性，展现了多元法律文明实践性融通的维度，应该获得认真的对待。     

从“跨文化比较”到“跨自然比较”——人类学比较研究的方法、类型与范式转换

比较是人类学知识生产的基本原则。但对比较法自身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研究却相对滞后。本文以时间为线索，考察现代人类学比较研究的两大范式。其中，“跨文化比较”以文化为基本对比单位，旨在揭示不同对象之间的相似与差异、结构与变迁、自性与他性；“跨自然比较”倡导在不同的世界(自然)而非世界观(文化)之间展开比较，从而最大限度地呈现他者世界的自为秩序。在处理比较与翻译的问题上，跨文化翻译重视在语言层面建立共识，跨自然翻译则侧重在概念层面厘清疑义。二者虽然方法不同，但都致力于破解现代人类学“译不可译”的认识论困局。     

人类学范式的比较法研究：特点与启示

作为社会—文化人类学分支的法律人类学在本质上就是一种比较法研究。但是对于人类学的比较法研究，传统比较法学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法学与人类学在比较法领域没有太多正式的交流和对话。由于学科分立，作为“综合学科”的人类学必然会涉足法律现象。自19世纪末的一百多年来，致力于探索文化多样性的人类学始终对比较法抱有浓厚的研究兴趣。人类学比较法研究的对象有其自身的特点，且呈现出阶段性特征，从早期侧重于非西方法和不成文法，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扩展至全球法律多元。人类学研究比较法主要使用民族志的研究方法，而搭建民族志的具体技术则经历了从“问题个案”到“日常个案”的转型。人类学在从事比较法研究的过程中，对于如何理解和评价外国法坚持了主位视角和相对主义的研究立场。人类学范式的比较法研究对于传统比较法学有着重要的补充、借鉴和启示意义，对于当代中国更是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