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民族文化对足球运动发展的影响

文化是足球之魂,文化创造了足球的风格,足球再现了民族文化的精神。不同民族的国家有不同的文化,就会踢出不同风格的足球。一个国家的足球风格必须同本国的民族文化相适合。     

民族地区构建和谐社会应加强对传统多元生态文化的利用和改造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六个基本特征之一,民族地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考虑到传统多元生态文化的功能。在开放的、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现代社会生态经济系统下,传统多元生态文化的约束力远不如在传统社会生态经济系统中那么有效、广泛。民族地区只有在维护自身生态经济系统可持续运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对传统多元生态文化的利用和改造,才能充分发挥生态文化的协调功能。因此,民族地区应当在继续维护传统生态文化的多元性、科学性和合理性的同时,根据现行社会生态经济系统的特征,把其改造成为“强生态文化”,构建以科学发展观为基础,具有较强约束力的、适应现行社会生态经济系统的、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包括精神、物质、制度层面的整体文化体系。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用人制度改革探析

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和完善党政机关用人制度的改革,为其他领域实行人才资源市场化配置创造良好的政治氛围。改革文教、卫生、科研等事业单位的用人制度及工资报酬制度,进一步完善保护知识产权的有关法规,充分发挥本地人才的优势和潜能;发扬学术民主,拓宽民主渠道,为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和各类人才进言献策提供宽松的环境。     

前苏联民族问题探讨

民族问题在苏联解体过程中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从历史的角度看,民族危机的原因却由来已久,其存在和发展同社会制度、国家民族政策相联系。应当说,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及一系列具体政策更加刺激了民族问题的愈演愈烈。     

现代西方经济学基本发展演变趋势的分析和历史透视

现代西方经济学发展至今,经历了一条“否定之否定”的道路,正呈现出“分久必合”的趋势。这既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历史条件变动的反映,也是西方经济学各流派理论和方法深入发展的结果。其主线与核心是政府干预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两种思潮间的此消彼长和相互融合。各流派间的分化与趋同,正是上述基本趋势的辩证表现。理论侧重点与政策时效性的变化也与此有关。其方法论的逐步深化,则是该过程最重要的具体原因。     

儿童青少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基于家校共育的视角

铸牢儿童青少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培养爱党爱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一项根基性工程。儿童青少年的民族认同是基于生理基础并超越基因遗传,在家庭养育关系和社会、政治、文化环境共同作用下而建构起来的复合观念。基于对个体民族认同发展的过程、内容及与社会环境互动特征的分析,文章提出家庭是人价值观的生发之源,家庭教育是促进儿童青少年建构民族国家认同的关键力量来源。家校共育要拓宽培育的目标对象和时空范围,加强家庭文化与学校文化之间的连续性和共同性,建构协同共育的生态安全网,创造儿童青少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最佳效果。     

乡村振兴视阈下民族地区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的机制与路径探析

民族地区推进乡村振兴、构建高品质现代化的乡村产业体系应努力遵循生态化机制、市场化机制和产业结构优化机制,形成持续增强乡村产业竞争力和创新发展力的新格局。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的基本路径包括推进龙头企业“上山下乡”的产业链一体化规模经营,实现“小农户”与大公司及现代产业融合衔接;挖掘少数民族文化内涵塑造特色产业的文化品牌,提升区域特色产业市场竞争力;发挥民族地区绿水青山、特色文化的资源优势,构建乡村“一二三产业综合体”,依托景区“增长极”拓展“文化+生态”的深度乡村旅游,依托特色资源推进特色乡村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以及采取多种途径对“三农”“三牧”进行以素质能力、专业技术提升为目标的“技术赋能”等。     

清末民初桂西北壮汉瑶三族群际接触的 作用机制及当代启示 ——基于高甲布努瑶歌文本的研究

高甲布努瑶歌文本是瑶族用壮族古壮字传抄并以北部壮语方言为主要演述语言的民间口承文献。桂西北壮汉瑶三族交错杂居的分布特征为群际接触提供重要场域,也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奠定空间基础。受接触场景中政治、交通、经济与教育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清末民初桂西北壮汉瑶三族的群际接触分为积极与消极两种接触情况,其群际接触的中介变量包括群体间的依存关系、群际互动、群际情绪和认知因素等,这些中介变量所凝练出的历史经验对当前推动民族交流交融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民族地区城市流动儿童入学准备水平测评与干预——以贵州省为例

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民族地区城市流动儿童入学准备具有其特殊性,相关问题亟待研究和解决。通过随机和分层抽样法,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和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等三个少数民族自治州选取100名学龄前流动儿童及21名学龄前非流动儿童作为被试,进而运用儿童入学准备综合测评工具对被试进行逐一测评。研究结果表明:非流动组和流动组儿童入学准备水平总分(M非流动组=40.95±6.88,M流动组=31.17±8.96),即非流动组入学准备水平总分高于流动组儿童。在入学准备的5个方面测试上,流动组在动作技能维度总分略高于非流动组,且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而在学习方式、认知与一般认知、情绪与社会性、言语能力等4个维度,流动组均低于非流动组且存在显著性差异或边缘显著。针对民族地区城市流动儿童入学准备中存在的问题,需加强社会各界的关注与扶持,充分利用家庭资源,坚持普及学前教育,持续推进普惠性幼儿园建设进程,完善学前教育入学准备评估体系。     

20世纪30年代台湾“民族自决”论评述——以《新东方》《新亚细亚》为中心

20世纪30年代,随着日本加紧侵华,中日矛盾上升,民族危机进一步激发国人的民族主义思想,国人对台湾的关注逐步升温,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创建于30年代初的《新东方》《新亚细亚》两份刊物。它们在“东方革命”与“新亚细亚主义”的口号下,刊发了不少有关台湾问题的文章,其内容包括回溯台湾与大陆的历史联系、揭露日人对台湾人民的殖民统治、评析台湾人民的反抗斗争、思考大陆人民应如何回应台湾的民族解放运动等,集中体现了当时国人对台湾的认知水平与基本观点。这一时期国内知识界依据“民族自决”的理论,将台湾视为反帝反殖民斗争的同道,公开提出团结“台湾民族”抵抗日本殖民统治。“民族自决”的反帝反殖民理论在抗战期间得到进一步完善发展,其对“台湾民族革命”“两步走”的解释,揭示了所谓“台湾独立”只是相对日本殖民者而言,其最终目的仍是回归祖国。而“台湾民族”的提法同样源自“民族自决”理论,有其特定的时代与政治意义。“民族自决”论深化了国人对台湾的关切,连接了两岸的抗日革命运动,更为之后的光复台湾埋下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