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涵养家国情怀的逻辑与路径——基于优秀传统家训的视角

从"国"之大处着眼,从"家"之小处入手,是涵养家国情怀的重要逻辑理路。优秀传统家训蕴含着涵养家国情怀的价值源泉,它倡导"睦亲和家"的家庭理念,并推崇"公忠报国"的价值情怀。在推进传统家训的现代转换中加强家国情怀培育,要有鉴别地对待传统家训,更好地实现古为今用;要着力衔接当代家风建设,将其融入于日常的家庭教育之中;要创新表达方式,在生活化中融通家国情怀教育。     

中国共产党人对《新青年》精神的传承

《新青年》创刊已有百年历史,历史功绩抑或历史教训均已成为今天的共同记忆。陈独秀等用民主和科学精神重塑、改造社会的新主体,科学、民主、平等、社会主义等价值理念,正是通过《新青年》的倡导在一代青年中确立起来,并成为影响20世纪的重要价值观。9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人秉承着《新青年》倡导的民主、科学精神,艰辛探寻民族解放与复兴之路,从民主、科学"两大口号"到民主执政、科学执政、依法执政"三大口号"再到"全面依法治国",彰显有自觉、肯奋斗的精神意志,并在振兴中华的道路上开拓前行。     

1949年后少数民族地区交通发展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

交通运输是推动区域时空格局演变的核心因素。1949年后,交通运输的发展不断推动着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与外部社会的互联互通,时空压缩效应日益显现。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密切相关的符号象征、社会整合和民族自信,为民族地区实现经济稳定发展和社会长治久安发挥了关键作用,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未来,应进一步加快西部民族地区交通建设的步伐,处理好与交通发展密切相关的经济、生态、文化问题,依据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情况适时调整相关政策,借此构建一种建设性的民族主义,进而将其转化为多民族国家的制度建设,从硬性的物理铺设和软性的文化构建两个方面共同创造出一个更为连续的国家空间,使之成为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实基础。     

六十学艺也不晚

2010年10月20日,上海世博会市民舞台上正在演奏富有中国民族音乐特色的《茉莉花》和《京调》等管乐曲,精湛的演出赢得了千余名观众的热烈掌声,然而他们却惊讶地发现,这些身穿崭新演出礼服,胸佩银色缎带的乐手大部分是逾知天命的大伯大妈.原来这就是闻名上海的一支以中老年为主组建成的华夏管乐团.     

论宋代的地震诗

宋代以前,中国诗歌关于地震的书写很少。宋代出现了多首专门吟咏地震灾害和以地震命名的诗作,从群体和个体感受的角度描写了遭受地震灾害的民生疾苦,既继承了《诗经》援灾议政的传统,又表现了忧国忧民的情怀和顽强无畏的精神,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显著开拓,标志着地震作为独立的题材在中国诗歌史上的正式确立。     

民族地区生物多样性多元保护的法律机制

民族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单一或者分散化机制，无法满足保护的要求。多元机制的构建，必须重视以民间法、宗教等为代表的传统知识，特别是传统生态知识，或者社会学所称的地方性知识、乡土知识。具体表现为国家法方面，制定以生物多样性保护法为基本法的法律体系，民族地区加强地方性立法；国家法、民间法、宗教的衔接方面，加强民间法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国家法的衔接，国家法对民间法效力的确认，民间法与宗教无力解决的事项，由国家法提供支持；继续发挥民间保护机制与宗教保护机制的作用，而不应该仅仅依靠国家保护机制。从而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代表的国家保护机制、以自然圣境为代表的宗教保护机制、主要规范为世俗意义上的民间法的民间保护机制等多元机制。     

论社会转型与西北民族地区社会稳定

除传统的因素外,西北民族地区社会稳定具有鲜明的"转型"特点。突破传统惯性逻辑思维的狭隘限制,以社会转型为宏观背景,分析影响西北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变量,为全面认识和根治社会稳定问题开辟了独特路径。以西北民族地区社会转型的整体性、非均衡性、异质性、突变性、模仿性、复杂性等特点为切入口,以经济、意识形态、宗教文化等核心"元素"为价值变量,以"民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民族文化"建设为根本路径,助推西北民族地区社会稳定。     

南斯拉夫民族冲突原因探析

20世纪90年代,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发生了严重的民族间冲突与战争,学术界对南斯拉夫各民族发生变故,继而演变成民族间战争的现象作了很多研究。本文分析了巴尔干半岛民族迁移定居历史的前因及南联邦社会主义民族政策实行的后果,综述了20世纪90年代南联邦发生民族冲突前国际国内因素的导火索作用。     

王朝民族主义对越南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作用

民族主义既是一种意识形态,也是民族国家建构的思想基础与行为实践。越南在封建时代是东南亚有一定延续性的典型中央集权国家。在其中存在的王朝民族主义对越南进行纵向和横向的民族国家建构时,主要通过典章制度的设置、行政机构的建设、儒家文化的本土化,以及对少数族群运用武力等进行。因此,纵观历史王朝民族主义作为族群—民族主义的一种形态,不仅在前现代时期存在,而且对越南封建时代取得超越东南亚其他国家的一体化成就上,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