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人类学的汉人社会研究

本文分别就学者及其著作、研究项目、学术话题、理论讨论等方面回顾了人类学的汉人社会研究在台湾发展基本状况,重点介绍了关于汉人宗族研究、祭祀圈研究、台湾汉人社会形成等领域主要研究成果和理论进展.同时,本文还结合社会背景的发展,具体探讨了社会变迁对汉人社会研究发展的影响.     

回顾与反思:人类学视野下的中国汉人宗族研究

宗族是中国汉人社会中极为重要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人类学家将其视为透视中国汉人社会和文化结构的重要内容。本文在回顾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对当前宗族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做出几点思考:宗族与家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具有不同的指涉范围;宗族不仅是血缘群体,也是一个不断被建构的社会文化团体;宗族乡村研究模式和功能主义视角的局限及超越;对当代宗族复兴原因的分析应关注其中暗含的经济因素。     

宋元转变的汉人精英家族：儒户身份，家学传统与书院

1315年恢复科举制度前后,士大夫家庭已通过兴办书院从而把利用教育作为维护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战略。元初那些通过资助,兴办或以其他形式与书院联系,从而维护儒学学术传统的家族,获得入仕的有利机会。元朝建立后,书院时南方士大夫家庭的命运起着重要作用。书院除了为书院山长提供潜在的仕途外,还帮助元朝指定的儒户,即传统的士绅家庭维持特权。元初,恢复科举制度前,通过建立和扩大书院对当地教育有所贡献的家庭,经常受到官方任命作为奖赏。除了具有教育传统的家庭兴办书院,那些自南宋起就存在的家塾,为元代的书院奠定了基础。元代的书院,既是国家教育机构的组成部分,也是南北方汉族士人——以及非汉族士人——通过坚持儒家教育传统而保持地位的手段。     

明清时期武陵地区丹砂开发与族群关系变迁考

武陵地区是明清时期全国范围内最主要的丹砂产地。围绕丹砂的开采与贸易,中原王朝政府与地方土司政权之间展开了博弈,结果是中原王朝政府最终控制了大部分丹砂产地;汉人群体与土著群体之间以及土著群体相互之间也展开了竞争,结果是汉人群体获取了大部分的丹砂开采与贸易业务,武陵地区的族群关系也随之而改变。原来占据主体地位的土人,其权利逐渐让位于后进的汉人群体,土人集团对苗民的控制也逐渐松弛,但影响犹在。后进的汉人政权与汉人群体逐渐加强对世居土著群体的压迫与控制,引起土著群体尤其是苗民的反抗,是该时期武陵地区族群关系的一个显著特点。     

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与“黄帝崇拜”的族群狭隘性

1989年,费孝通教授发表了题为<中华民族多元—体格局>的著名文章.在大量考古发现、文献梳理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费先生对几千年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进程勾画出了大致的轮廓和基线,并指出,这样—个历史悠久,虽经朝代更替而文化主线绵延不绝的多族群的政治实体在近代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下逐步从一个自在的民族演变成为—个自觉的民族.     

走进老湾回族乡

在亘古流淌、奔腾不息的长江之滨,在水乡泽国、人间天堂的洪湖东隅,有一块充满魅力和希望的地方。这里物产丰富、交通便捷,回汉人民和睦相处、安居乐业,这里就是洪湖市惟一的少数民族乡——老湾回族乡。老湾襟江带湖,历史上曾饱受水患之苦。水养育了     

孔庆宗时期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对在藏汉人的管辖及其意义

民国时期南京国民政府设立了蒙藏委员会,1940年4月成立的“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是代表中央政府的驻藏机构。该机构在藏存在期间所开展的各项工作促进了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的恢复和发展。其中,争取和加强对在藏汉人的管辖,是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的一项重要工作。中国台湾地区新公布的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档案等史料,记录了孔庆宗担任首任驻藏办事处处长的四年中（1940年4月-1944年7月）,驻藏办事处对在藏汉人管辖工作的展开过程和积极效果。孔庆宗时期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的工作,显示了中央政府对西藏的主权管辖,政治上有积极意义。
      

“揭”与“揭阳”能否划等号

<正>近一两年来,由于从外地传进一部新编的《揭氏族谱》,而在揭阳掀起一阵“揭氏文化热”。《揭氏族谱》让揭阳文史学者大感兴趣的原因是,它“揭示”了揭氏一姓来源于西汉人史定曾任揭阳县令,这让揭阳人感到光荣与欣喜,于是“当仁不让”,热烈反应。对此我以为可以理解。如果经过调查能证明“情况属实”,我以为本土人士还应举行更大的仪式来予以庆祝。诚然,“揭阳”一姓来源于史定之令揭阳,早在南宋初期福建籍史学家郑樵《通志》就已经写到了,只是过去没有被揭阳人“发现”。当然,这也还不是郑樵的“发明”,早在郑樵著书1000年前出版的《史记》、《前汉书》等,就都已经闪烁其词,有所“暗示”。郑樵可能正是据此而断定史定之改姓“揭阳”,是以其曾治该邑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