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杰觉拔格西弘法活动研究

多杰觉拔格西翻译刊行密法仪轨与经典,开启民国时期以汉文单行本传播藏传佛教的新形式。他注重讲授格鲁派经续、咒语与修习次第,详细阐述显密教理与修法仪轨异同,消弭汉藏佛教间的误解与偏见,建立双方佛教交流的契合点。他前往内地多省启建息灾和平法会、传绿度母、弥陀长寿合修等密法法门,为弟子传承密法灌顶授戒,汉地佛教居士界逐步成立修持密法的信仰团体。他支持僧人前往西藏游学,为求法僧人讲授西藏佛教历史传承与宗派状况,为汉僧入藏求法寻求便利。多杰觉拔格西是民国时期内地弘传藏传佛教密法的先引,他的弘法历程书写着以教佑国的揣思,推进汉藏佛教交流的行动。     

新发现的两件班丹扎释法旨及相关史实考述

新近发现的两件宣德六年(1431)和正统十四年(1449)的法旨,由北京大隆善寺发往岷州大崇教寺,是目前最早的关于班丹扎释的藏文资料,在明朝驻京藏僧的资料中极为罕见。第一件涉及大崇教寺法脉传承,第二件事关寺院财产分配。这两件法旨对研究班丹扎释、大崇教寺乃至明代藏传佛教都具有重要价值,文章译释了法旨内容,并结合法旨内容初步考述了大崇教寺的创建时间和法脉传承。     

汉藏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当代所于2011年6月展开了内地藏族流动人口课题研究。据初步调查统计，目前，在北京、上海、成都、广州、西宁、兰州、昆明等中国内地大城市都有人数不一的各阶层藏族人口流动或定居生活。以成都为例，市区目前有户籍藏族人口3万多人，无户籍藏族流动人口在15万至20万间，每年约有100多万人次来自西藏和其他四省藏区的藏族人口在成都市区流动。透过对成都藏族流动人口的实地调研，可以碍出以下论断：1949年以来，党和政府政力于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进步的政繁显现实效。特别是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中国宪法和法律允许并保障中国公民在中国境内的合法流动，各民族民众迁徙、择业等基本权利受到法律的充分保障。     

一个“背子”的大地

在横断山脉的险山恶水之间,在横跨世界屋脊的原野丛林之中,绵延盘旋着一条神秘古道——茶马古道,它是这个星球上最令人惊心动魄的道路之一。千百年来,无数的劳作者在这条道路上默默行走。作为汉藏交往与团结的象征,茶马古道原西康省所辖雅安(现四川省雅安市)至康定一线的“背子”,也许就是诠释康巴人文背景映衬下的古道最为真实的一块“活化石”。     

民国年间（1912～1949年）汉藏佛教文化交流——内地僧人赴藏求法

汉藏佛教文化交流自唐朝开始,经宋、元、明、清历朝不断,进入民国达到高潮。大勇法师曾在北京组建留藏学法团,其中的部分成员进藏求法,将大量的藏文佛教典籍翻译成汉文,推动并加强了藏传佛教研究,增进了汉藏僧人的相互了解和汉藏民族文化的交流。     

传承中的再造：羌族口头传统的文化生境及特征

口耳相传的口头传统构成了羌族传统文化的主体内容,其特征表现在内容的丰富性、内部文化的差异性、传承形态的宗教性、文化影响的多元性等方面。这些特征既是羌族民众基于深厚的历史传统中传承生成的,也是在与多元文化互动共融中不断进行合理性改造中达成的。传承中的再造构成了羌族口头传统生成与发展的内在动力。     

似与不似——论文学作品汉译英过程立场分析的作用

古今中外的作家都会在自己的作品中表达个人的立场与观点。翻译文学作品时,应十分重视原作者的立场观点。而原作者往往通过间接的方法将其立场观点隐含在作品深层,这就给翻译带来困难。汉译英时,汉语中有些文化背景的内容涉及到原作者的立场,译者要认真考虑原文的深层意义,也要考虑译文读者的接受状况。译者务必透过词语表层发掘作品的深层含义,使译文读者得到与原文读者大致相同的感受,达到译文与原文功能对等之目的     

“译文学”之于比较文学的作用与功能

比较文学不能仅限于"文学关系"的研究,不能只满足于"跨"的边际性、边界性或边境性,还要找到得以立足的特定文本,那就是"译文"。为此,就不能像一些欧洲学者那样把"翻译研究兴盛"与"比较文学衰亡"合为一谈,要把翻译研究与比较文学联通起来,把"译文学"作为一种研究范式纳入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中,使之与"译介学"并立。只有这样,比较文学才能拥有"译文"这种属于自己的"比较的文学",才能克服边际性、中介性的关系研究所造成的比较文学的"比较文化"化倾向,才能在有限的国际文学关系史研究资源逐渐减少的情况下,为今后的比较文学研究提供无穷无尽的研究文本资源,从而打消比较文学学科危机论和学科衰亡论。     

民国时期的汉藏文化交流述评

汉藏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即使在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复杂而微妙的民国时期,仍维系着文化交流的纽带.文章从文化交流以及经贸人员往来等角度对民国时期的汉藏文化交流作一概述,并论及这一时期汉藏文化交流的特点和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