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滩头手工抄纸的传承保护与创新发展

作为一项凝聚了民间智慧的传统技艺,滩头古法手工抄纸在传承地域文化、寄托民族情愫等诸多方面,具有工业造纸所不可替代之处。在手工技艺日渐式微的时代背景下,应把生产性保护与“活态”传承结合起来,传承与创新并举,通过发展来促进保护,实现滩头手工抄纸文化与经济价值的提升,使这一传统技艺在新的时代得到真正的保护与传承。     

现代汉语框式结构“有X没X”的构式分析

“有X没X”是现代汉语框式结构的一种较为典型的语法构式。当前,学界的研究大多是探究“有X没Y”的句法及语用表现,而对于变项“X”属同一形式的现象尚未涉及。通过外层的形式描写和深层的语义分析,鉴别“有X没X”常规和非常规的用法,指出客观叙述性和主观评价性是区别“有X没X”常规和非常规用法的主要方法。同时,利用句法功能的差异,描绘出现代汉语中“有X没X”所有类型的特点,即“有NP没NP”“有VP没VP”“有一Q没一Q”和“有的没的”4类情况的共性及个性。另外,深入诠释转指性和描述性语义特征的不同是“有X没X”常规和非常规用法区别的关键。     

“利津游戏”中的科学启蒙教育探析

利津游戏”的科学启蒙教育涉及动物学、植物学的认识,亦包含化学材料和物理学原理的认知,体现了园本课程“回归儿童、回归幼教”的本义,呈现了“游戏课程化”和“课程游戏化”的效果,展现了“科学启蒙”和“幼儿主动探索”的过程。科学启蒙游戏设计与施教,应防止教和育的严重分离,注重功能和评价的整合,注重设计和指导的技巧,强调氛围和环境的创设。     

丹麦电影《狩猎》中克拉尔的“谎言”迷局——兼论儿童生活世界的“蒙蔽”与“敞亮”

儿童生活世界的“蒙蔽”导致了丹麦影片《狩猎》中克拉尔的“谎言”迷局。要破解克拉尔的“谎言”迷局,不能仅仅从心理学的视角,要从意义更为完整的角度——儿童生活世界——对克拉尔的“谎言”迷局展开叙事研究,揭示“谎言”在影片语境中的发生发展过程,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合理地认识儿童生活世界、理解儿童。     

审思初中历史教学对生活和“人”的关注——基于杜威的历史教学思想

在新课改的大潮中,初中历史教学的境况发生了些许蜕变。但调查发现教学中仍然存在缺少对生活和"人"的关注这一问题。主要表现在教材内容远离学生生活和普通人,教学中德育的方式忽略初中生这一具体的"人"的特点等。结合杜威谈及的教学内容要起于生活,教学中灌输说教会造成学生对道德冷漠无情等历史教学思想,应对初中历史教学作出思考:教科书编写增加与学生生活相关的内容;教学注重介绍历史上的普通人;德育重在创设情境对学生进行情感陶冶,避免灌输式说教。     

王国维对席勒“描写人生”的接受——以桑木严翼《哲学概论》与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为中心

在"为人生"文论话语的理论行程中,王国维通过阅读桑木严翼《哲学概论》、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对席勒思想的介绍,选择性地接受了席勒的"审美人本主义"。在王国维的理解中,"描写人生"是席勒审美人本主义观念的具体表达,"人性完整"的理想是其出发点和归宿点。受此影响,王国维标举"诗歌者,描写人生也",在中国最早确立"艺术表现人生"的文学理论。     

供给侧改革的经济学逻辑——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探索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为微观理论基础,论证了供给在供需关系中的主导地位,提出"供给自动创造自身等量需求"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只有新供给才能持续创造增量的需求,并分析了新供给形成的环境、条件和要素,从而构成"培育新供给、新动能"的政策理论基础。新供给主义经济学以"新供给经济周期"为宏观基础,从供给角度把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划分为新供给形成、供给扩张、供给成熟和供给老化四个阶段,揭示了"供给创造需求能力的变化"是形成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力量,指出"供给结构老化"是当前中国经济连续下行的根本原因,从而形成"结构性改革推动产业升级"以及"新旧动能转换"的理论基础。新供给主义经济学从二维的生产要素理论扩展到三维的"五大财富源泉"经济增长理论,提出了从供给侧划分的31种增长模式,揭示了经济增长的供给扩张原理,并提出了一些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原理性主张,进而探讨了解除行政性供给约束所能获得的短期增长空间,以及放松五大要素供给抑制所能带来的长期经济增长潜力。     

“一带一路”建设视阈下语言规划之语言能力与服务

"一带一路"建设面临语言能力挑战。应对挑战,语言规划先行势在必行。"一带一路"语言规划应着眼于国家大局,从语言语种及功能、语言安全、语言传播等方面入手,在"一带一路"沿线广阔的国际空间展开语言能力的规划与建设。语言规划之价值在于语言服务。目前"一带一路"语言服务主要体现在语言人才服务、文明互鉴、文化融通、语言社会应用服务、语言产品及国际军事安全语言服务等方面。     

政策作为法的渊源及其法治价值

在社会高度分工合作、高度分化整合的社会政经条件下,政策作为一种由国家推动和保障实现的行为规范已与法相互融合乃至密不可分,由此决定了"去政策化"之不可能。追求体系的形式理性法应友好、适当地接纳对社会实在更具时效性及亲和力的政策性规范,释放一定的入口,防止成文法体系成为封闭、僵化的存在。政策对于"法律"的适用具有补充、梳理、纠错、协调和主导的功能,将其定位为法的实质性渊源,可使之成为沟通、弥合"形式法治"与"实质正义"之区隔的桥梁;在我国,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其政策法规在一定情形下、相当程度上也具有法的渊源功能。在法治的问责制条件下,政策能够被合理"规训"并发挥其对法治的构建作用,而成为法治的内在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