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中亚能源投资的法律问题及对策

中国与中亚在能源方面合作不断加强,逐步形成了更加紧密的能源安全共同体,然而在双方投资与合作过程中诸多相关法律问题也不断涌现,使中国对中亚地区的能源投资风险加大。文章对中亚能源投资中对投资的界定、投资准入、政治风险及环境保护等相关投资法律问题进行研究与分析,提出中国在中亚投资与合作过程中的相应对策,将对中国能源投资规避风险、保护投资利益大有裨益。     

抵押人擅自转让抵押物的合同效力研究

对于抵押物的转让,我国的民商事立法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法律规定.由于物权法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核心用词为"不得转让",引起了学界对未经抵押权人同意,抵押人擅自转让抵押物合同效力问题的争论.本文认为抵押人擅自转让抵押物的合同有效.司法裁判时应尽量注意相关法律适用上的体系性协调,对《物权法》中限制抵押物转让的条款应作符合整体价值目标的解释.     

政府性基金征收的正当程序研究 ——基于民航发展基金的个案分析

政府性基金的设立,为解决改革开放初期基础设施投上发挥了政策性作用。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与市场经济模式的完善,作为时代产物的政府性基金,其合法性、合理性与透明度均存在着质疑。选择以民航发展基金为个案,对民航发展基金的由来与发展、征收的使用和制度规范以及设立程序进行阐述与分析不难发现,民航发展基金在前置程序、立法程序、征收标准法律依据、实施程序等方面存在着正当法律程序的偏差,致使其合法性受到质疑。因此,政府性基金的设立,应该在前置程序、程序立法、实施程序、纠纷解决正当程序诸方面做出制度性安排。     

论人大代表的代表原则——兼议《代表法》第2条和第20条的修改

代表原则即代表进行代表活动时应当遵循的价值立场,主要有强制委任原则和自由委任原则两种类型。强制委任原则主张代表必须遵循选民的意志和利益,而自由委任原则主张代表应当独立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五四宪法确立人大代表的强制委任原则,但现行宪法有了新的突破,确立了一种介于强制委任与自由委任之间的新型的代表原则。这种符合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代表大会制的代表原则既是一种制度创新,也是一种理论创新,应当予以坚持和完善。现行《代表法》在人大代表工作制度上尚存在不足之处,需要适当修改,落实现行宪法所确立的代表原则。     

房产免税立法与税收公平的归位

房产税法律制度的改革折射的是社会演进与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经济发展加剧了社会成员间资源占有的不公平,但是房产税法律制度的发展却并没有弥合资源分配的不公平,反而在多元利益的指导下出现了三种维度的不公平：政府与市场之间的不公平、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不公平以及居住者和投机者之间的不公平。刚性的税法常常为社会、经济所不融,免税的设计恰好可以弥补税法柔性的不足,在确保财政收入的情况下兼顾社会公平的维护,这也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背景下税法变革的秩序要求。房产税法律制度的变革应以量能课征为依据,以税收中性为准绳,区分房产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达成税收公平的改革效果。     

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的交叉地带及其法律思考

中国法学理论和立法对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的界定较为明确,但实践中两者之间存在着交叉地带,包括文件的同一内容针对特定对象和不特定对象分别构成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同一文件的不同内容分别构成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等复杂情形。法学理论和立法对这一地带均未深入研究,导致出现了两者界定难的问题。 这一问题不能采用某些学者“取消两种行政行为划分”的办法来消除,而应通过出台全国统一适用的、操作性强的规范性文件管理方面的立法,细化和补充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以及严格执行两种行政行为的相关监管制度等途径来解决。     

公平合理利用原则在国际水法中的适用局限及其反思

作为国际水法的基本原则,公平合理利用原则具有条约法及习惯法的规范基础,并且可指导跨界水道的利用及水资源分配,但是其抽象性及模糊性降低了适用的确定性。公平合理利用原则适用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理论基础不成熟,概念难以统一明确,非排他性考虑因素多元但无优先次序等方面。对公平合理利用原则的反思要求充分尊重跨界水道的自然特性,遵从不造成重大损害原则及国际合作原则,厘清相关考虑因素的优先次序,推动建立水道国家的利益共识,从而实现流域国家对跨界水道的公平合理利用。      

区块链与法律的互动:挑战、规制与融合

区块链技术的迅速崛起在刑法、合同法、数据保护法和公司法等多个法律领域对法律带来了挑战,对区块链技术进行适当的法律规制是必要且可行的,应当采取试验性监管、自我监管、共同监管、类型化监管等策略对区块链实施适度、科学的法律规制,实现技术创新和公共政策的双赢。与此同时,区块链技术也与法律发生着融合,其不仅可作为法律科技辅助法律的实施,还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乃至替代传统法律。区块链与法律的深度融合使法律呈现代码化的趋势,将使传统法律发生颠覆性重构。     

“有多少Schein，就有多少Sein”——对现象学“第一条原则”的再考察

米歇尔·亨利首次提出"有多少Schein(显现、假象),就有多少Sein(存在、是)"是现象学的"第一条原则",并将其解释为:研究Scheinen(显现)的现象学相对于传统Ontologie(是态学)具有优先性。由而这一原则也被亨利理解为:"只有有多少Schein,才有多少Sein"。然而实质上,亨利在诸多方面误解了这一原则的原初含义,也就使得这一原则所蕴含的丰富的现象学含义迄今并未得到充分展现。实际上,这一原则是理解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现象学的一把钥匙。在胡塞尔和海德格尔那里,"第一条原则"一直被解释为:"只要有多少Schein,就有多少Sein",它不仅完全没有如亨利所说,与其他现象学原则"回到事情本身"和作为"原则中的原则"的直观相冲突,反而一方面可以纲领性地指导人们对胡塞尔现象学的"真"概念以及现象学直观与还原思想之精髓的理解,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人们理解海德格尔如何借助这一公式,完成了从胡塞尔"一般体验学说"的意识现象学向是态学的现象学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