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前期中亚地缘政治形势——附论比什凯克的来历

18世纪清统一新疆后，将毗邻新疆的中亚的一些部落、汗国、土邦视为自己的名义上的属国，清政府责令各部“和眭邻境”，但也不介入其间的纠纷，其中“皮什格克”争端就是一例。皮什格克即今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在清军巡边大道附近，但作为地名可能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清代官员为何自称“奴才”

学界对清代“奴才”一称的理解基本依照陈垣与鲁迅先生的看法 清代官员,常常自称“奴才”,既见于官方文件、奏章之中,也常常出现在官员觐见皇帝之时.学界对此基本依照陈垣与鲁迅先生的看法,视为清廷强行区分满汉官员身份的措施. 陈垣是这么说的:“满人称奴才,有时可以称臣;汉人称臣,无时可以称奴才”.鲁迅先生说:“在清朝,旗人自称‘奴才’,汉人只能自称‘臣’.这并非因为是‘炎黄之胄’,特地优待,赐以嘉名的,其实是所以别于满人的‘奴才’,其地位还下于‘奴才’.”这其实是排满浪潮影响下对“奴才”一词的理解,当然其中也道出了清代旗人与民人身份的不同.事实上,这两个称谓所对应的对象有一个变化过程.     

清代满族弓箭文化衰落原因之分析

通过文献资料法对清代满族弓箭文化衰落的原因进行分析,得到以下结果:满族最高统治者的更替阻碍了弓箭文化的正常发展;清朝八旗、绿营军备的废弛使得弓箭文化失去了最重要的传承渠道;弓箭在反殖民侵略战争中的完败使得统治阶级彻底放弃了对本民族引以为自豪的弓箭的幻想。结论:弓箭文化是满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兴衰与清朝国运走势息息相关。     

“规章定例”与“私议规程”:清代漕运旗丁的权利内涵与认同——以江西省广信、铅山二所“熟屯收租济运私议规程”为例

清代在承袭传统漕运制度的同时对明末漕运组织体系加以改造,形成具有清初时代特征的漕运制度。这些制度保障了每年漕运正常进行的同时彰显着清廷的权威,然而漕运组织的内部实践与运作过程,却有另一番特色。与明朝不同,在清代漕运旗丁组织内部逐渐催生了一些私议规程,这些私议规程独立于漕运法规外,行之年久,表面上是弥补漕运制度与实践"间隙"的举措,实际上却是旗丁间为维护群体利益而建构自身权利的一种体现,此间虽有官府的参与,但更多是以默许或支持姿态出现,这不仅影响了清廷制度与律令在下层的执行效果,也为官府权力的延伸与下行预留了空间。另,私议规程的出现为漕运章程的实施提供了腾挪空间,这与其说是漕运制度在运作中有一定的延展力,不如说基层群体与组织在实践中为制度注入了新的活力。     

从《台海使槎録》看清代台湾土著民的婚姻

《台海使槎録》是一本关于清代台湾地区的史地风俗杂记,是一部十八世纪台湾社会文化的历史文献。此书用较重笔墨记录了清代台湾南北路诸番中土著男女的婚姻状况,在婚姻关系中男女地位相对平等,女性甚至会表现出相对大的主导权。台湾地区的土著女性比大陆女性拥有较高的独立自主性。两个地区之间的婚姻差异或许是因为传统思想的强势影响和妇女在生产生活中承担的职责不同有关。     

论清代官僚制度中体现的孝观念

在清代,孝观念渗透进了官僚制度的各个方面。清廷规定《孝经》是官员选拔考试的重要内容,还特设孝廉方正科给予有突出孝行者以官衔。制定终养政策,准许官员辞官归家奉养年老亲人。规定官员遇有父母等长辈亡故时,可离任治丧守孝。此外,还制定貤封制度,强调官员可以将自身所受的封诰改授自己的长辈以显亲扬名。清廷在官僚制度建设中如此强调孝道,主要目的是希望官员能像事亲一样事君,移孝作忠。     

清代中期《金瓶梅》戏曲在北京的传播

清代中期,北京戏曲舞台上演绎的很多曲目取材于《金瓶梅》,人物情节虽较小说略有变化,但继承关系明显。大量的《金瓶梅》戏曲演出史料以及相关禁令无一不彰显《金瓶梅》在清代中期北京传播的广度。文人墨客或者达官贵人对《金瓶梅》戏曲的接受程度和对演员的评价再现了戏曲《金瓶梅》在当时受欢迎的程度。     

清代内务府与皇家特供

清代有民谣说,＂房新树小画不古,此人必是内务府。＂说的是如果京城出现一暴发户,新盖豪宅,其内的树还没长大,墙上又挂着近人的画,那必定是内务府官吏。因为在内务府当差,是给皇家办事,来钱极快,要不了多久即可在寸土寸金的京城置办高宅大院。     

嘉庆时期汪志伊应对福建海盗之策

嘉庆时期福建海盗势力大涨,对福建沿海地区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汪志伊于嘉庆年间任福建巡抚、闽浙总督等地方要职,在清源化俗的思想指导下实施一系列的海盗治理方案,如肃清海盗、严查验、开海禁、注重人才、慎选官吏等,对稳定福建沿海社会秩序起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