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雍乾后的赋役催征机制

清初沿明制,通过里甲制度来催征赋役,但这一制度在其运作中很快就出现了现年负担沉重、豪劣包揽和催征系统严重紊乱等弊病.为矫正这些弊病,清廷和各地官府采取各种措施对赋役制度进行改革,但也仍然需要一定形式的催征.有清一代始终没有正式颁行过统一的赋役催征制度,雍乾以后各地自行改革,形成了顺庄催征、乡地催征、里甲催征和义图催征等几种不同的催征机制.这几种催征机制就其基本特征而言,可归结为当时人所谓的“板法”与“活法”.然“板法”与“活法”都存在严重弊病,导致催征效率低下.清政府不去建立常规的行政组织来管理户口、土地和赋役册籍,反映了它只求保证政府税收而不关心国家治理和社会民生的治理理念.这种落后的治理理念是导致赋役催征弊病严重、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     

论清代学政案——以“星伯学案”为中心

清代学政,弊端丛生,导致了大量学政案的频繁发生.尽管统治者历来重视学政制度的建设,不遗余力地推行高薪学政养康制度及改进学政考核制度,但收效甚微.其原因,最根本的就是由于学额所限而给各地学政提供了利益的驱动.在众多清代学政案中,《西域水道记》、《汉书西域传补注》、《新疆赋》等“西域三种”的作者徐松,在嘉庆时期所牵连的“星伯学案”是其中一个典型.     

论平民意识与清代聊斋戏改编的市井趣味

"聊斋戏"的改编对《聊斋志异》在下层民众中的传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意义。《聊斋志异》之所以被屡次改编为戏曲,是因为其本身的戏剧性或戏曲意趣。以聊斋戏曲改编在清代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康熙阶段独唱,乾隆时期渐有和者,清末形成改编热。聊斋戏的改编为《聊斋志异》提供了很好的改编方式和演述形态。改编者们非常注重普通民众的欣赏水平和审美口味,为适合乡村表演,他们不惜牺牲文采性,而强化其通俗性。在这种平民意识的影响下,《聊斋志异》戏曲改编也呈现出平民化特色和市井趣味。     

花禅娼尼:清代尼姑的恋世情结与佛教的世俗化

所谓娼尼,清代文献又作"秃娼",其起源当始于南宋时期的"尼站"。清代的娼尼,名为尼姑,实则形同娼妓,是一种迎合嫖客心理的主动行为,致使原本属于修行佛地的尼姑庵院变身为楚馆秦楼。清代以江浙娼尼、泰山姑子为代表的花禅异军突起,大抵证明清代士大夫的游冶趣味甚或游冶文化已经发生历史性的转向。随之而来者,则是佛教更趋世俗化。     

明清小说中的喷火兽母题佛经来源及其异国情调

在清代历史演义小说中,喷火兽母题大为兴盛,这当属西来佛教故事母题。丝绸之路上的诸多游牧民族国家影响了由印度至华夏中原的佛经传译,给佛经文学注入了一些不可小视的游牧民族因子,而其中以马崇拜为代表的怪兽崇拜即是如此。对火器的热衷,也使得清代小说中的异兽喷火描写成为一种虚拟想象的心理补偿。清代小说家由于实战经验和军事常识的不足,使其在营构文学世界时只好在佛经故事的宝库中搬取材料,从而构成了通俗小说中的喷火兽意象的书写。     

五种清代进士题名录的承继关系考论

在清代进士题名录系统中,有场中缮写本进士登科录、场外刊刻本进士登科录、国子监进士题名碑、民间刻印本进士题名碑录和今人编著的进士索引工具书,五种不同阶段的存在形式相互承继。     

《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曲阜作家著述订补

《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从文献学角度来说,代表了迄今为止该领域学术研究的最高成就。它的出版面世为研治清代文学提供了莫大便利,同时该书也存在一些疏漏之处,如作者信息缺失、书名著录错误、作者姓名错讹等。     

清代蒙古族学堂教育及其语言教育

从 2 0世纪初开始 ,清朝教育制度发生了极大变化 ,出现了近代教育的萌芽。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 ,蒙古族近代学校教育的艰苦实践和探索也走上新的道路。蒙古族学堂教育是新教育思想的产物 ,虽然同旧的官学有一定的继承关系 ,但它打破封闭的传统教育 ,提倡开放的近代教育 ,由此教育种类和等级开始多样化、多层次化 ,出现普通教育、留学生教育和内地求学等形式。在学堂教育中 ,各种语言教育模式是同时并存的 ,这些模式经过分化和重组后 ,出现向汉语和蒙古语两个单语教育模式或蒙古语汉语双语教育模式集中的倾向。     

试析包世臣的“厚生”思想及实践

包世臣早年的生活和学习经历引发了他对民生的思考,清由盛转衰社会环境和民生凋敝的现实促使他更加关注民生疾苦,在他的诗、文和论著中都渗透了对民情的记录和悲悯;在深刻分析危害民生的主要原因之后,包世臣提出＂劝本厚生＂主张,并将灾民、贫民、市民以及商贩小民等都纳入其关注的对象。实践中,包世臣建议为政者,＂先察民心之所向,次验民力之所堪＂,＂培国脉而阜民生＂,并积极推动赈灾活动,在其各种改革建议中,都提出了保障民生的具体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