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福康安生年的几种文献记载考辨

福康安,字瑶林,姓富察氏,清满洲镶黄旗人。在清朝前期的历史上,他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战将,也颇具政治才干,为清朝边疆的稳定和巩固贡献甚巨。然其生年,则为《清史列传》、《清史稿》等史传类著作所不载,考诸清代其他官私载籍,虽无明载,但间接记载不少,如余金《熙朝新语》、《批本随园诗话》、《清朝野史大观》卷6《福郡王之薨》、《清高宗实录》、《乾隆朝上谕档》     

清代新疆移民屯垦政策探析

十八九世纪,清朝政府为了更加有效地管理新疆进行了有目的的移民,清朝政府在新疆的移民屯垦政策是中国中央政府上千年边疆政策的延续和扩展。在新疆的移民屯垦不仅稳固了清朝的统治也确保了我国西北地区的安全,移民实边也调整了南北疆的人口分布和经济格局,促使新疆主要民族的分布格局的最终形成。     

文物卫士程建中

思箴堂,坐落于江苏省苏州市东渚镇宝山村,建于清朝晚期,是东渚镇唯一幸存的古民居,是程建中当医生的曾祖父程稼生修建的宅第。百年思箴堂历尽沦桑,思箴堂的主人程建中同样经历曲折,集多种身份于一身:他是地道的农民,12岁起就被迫辍学,靠挣工分度日,直至27岁方洗脚离田;他是地道的读书人,嗜书成癖,买书的费用不下10多万元,家中1．5万余册藏书全部细细研读;他是地道的文物卫士,四处搜寻散落的文物,整理地方文化,上交给国家数十件文物。程建中,中等身材,衣着简朴,面孔黝黑,长年农村劳作的烙印依稀可辨。“嗜书如命的文人、四处为文物奔波的不务正业者”,乡邻如此评价程建中。然而就是这位乡邻眼中的“怪人”,展示了新型农民的风采。     

论清代中期对青海蒙藏民族的经济管控——以《那彦成青海奏议》为中心

罗卜藏丹津事件后,为了削弱和硕特蒙古的势力,强化清朝中央对青海蒙藏民族的控制,清朝在政治上实行了蒙藏分治和“扶番抑蒙”的政策,其结果是经历雍正、乾隆、嘉庆到道光元年,青海蒙古族不仅人口锐减、牧地日缩,且民众流离失所,生活极度贫困;而藏族则人口与牲畜数量剧增,蒙藏两族从清初期的“蒙强藏弱”变为“藏强蒙弱”.为了拓宽生存空间,自嘉庆朝开始,居住在黄河以南的藏族各部就不断向黄河以北迁徙.这既冲击着清朝划定的“北蒙南番”的居住格局,也使蒙藏地区社会局势动荡不宁.那彦成基于当时情势,制定了一套严密的经济封锁政策以保证青海蒙藏社会的稳定.     

“卫藏战争”与七世达赖迁居康区

18世纪前期,西藏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代表前藏势力的阿尔布巴、隆布鼐等杀害代表后藏势力的康济鼐而引发卫藏地区之间的战争.这是西藏农奴主阶级之间为了争夺地方政府统治权而进行的内战,不仅对当时的西藏社会产生深刻影响,而且成为七世达赖喇嘛移居康区的重要原因.     

鸦片战争之前清朝外交浅析

在鸦片战争之前,清朝没有设立专门的外交机构,主要依靠三种方式处理对外交涉事务:临时派遣钦差大臣代表中央政府前去地方办理中外交涉事务;与各藩属国以及西方各国之间的交涉由礼部负责;发生在广东的中外商务交涉,清政府则委托特权商人——行商办理。这种外交上的委托制逐渐形成一个传统外交模式,成为清朝政府在外交近代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惰性的根源。     

“南洋禁航令”出台原委论析

南洋禁航是清初海疆政策的一次重大变动,表面上看是禁止中国沿海各地海商前往南洋贸易,实则针对福建商民的意味颇浓,其原因在于福建商民“作奸勾夷”行为日久,自明至清屡禁不止。与“勾夷”行为相比,福建商民的“作奸”行为尤其是下海为盗行为对清廷的威胁尤为严重,清廷为解决福建海盗问题所采取的或“剿”或“抚”政策均未能真正奏效,这既是清政府海疆政策在“禁”“开”之间摇摆不定的原因,也是导致南洋禁航令出台的最重要因素。     

但开风气敢为先—基督教与清末女子教育

清末的中国女子学校教育，是以基督教会的女子学校为发端的，虽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传教士都把教育视为传教活动的从属品，但我们也不应忽略教会学校对中国近代教育和文化思潮所产生的正面的和积极的影响，教会女学产生的影响，开始改变清末中国妇女的教育现状，并直接催生了中国近代的第一批女子学校，为中国近代教育提供了多层面的借鉴，教会女学对清末中国妇女的影响，显然已经超出了宗教范围之外。     

论清代满蒙联姻对喀喇沁地区的影响

满蒙联姻是清朝统治者怀柔蒙古、巩固自身统治的重要边疆民族政策之一,其目的在于以联姻促进满蒙联盟,用“姻好”巩固“盟好”,使蒙古王公成为为清朝直接服务的力量,这对清朝统一全国、巩固政权及治理边疆都起到了颇为重要的作用。赤峰的喀喇沁旗在清代既是关内通向关外的交通要道之一,又是满蒙交界的军政要地,故清朝对之非常重视。清代满蒙...     

不出五十年清朝必亡

1867年六月．赵烈文在与曾国藩谈话时预言：不出50年，清朝必亡。44年后，清朝果然土崩瓦解，接踵而来的混乱局面，也为赵烈文所言中：“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从现存的文献资料来看．赵烈文大概是第一个准确地做出这种预见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