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内陆河流域水资源保护立法研究

西北内陆河流域水资源的保护对西北地区生态保护、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因其流域内气候、地理、经济和文化的特殊性,致使全国性水资源保护法律规范对西北内陆河水资源的调节不具有针对性和高效性。西北地区内陆河流域与外流河流域相比的整体差异性、其内部的整体相似性,以及现行法律法规的冲突和不足,客观上要求制定一部西北内陆河水资源保护专项基本法,并从立法目的、立法原则和具体法律制度进行提炼和构思西北内陆河流域资源保护基本法。     

明清以来汉神信仰在清水江下游的传播及其影响——以天柱苗侗地区为中心

明清以来,中央王朝对清水江流域实施了大规模的经营活动。在此过程中,明清王朝把在新拓殖地区推行汉神信仰作为重要的经营策略。就清水江下游天柱苗侗地区而言,明王朝万历年间由所置县,是为官方推行汉神信仰的开始,明末清初则是汉神大规模传入的时期。时到乾隆时代,整个汉神系统已网络式地分布于整个清水江下游的乡村社会。自此,民众既想象着借汉神庇佑而人才辈出,又试图通过汉神信仰在乡村社会建立组织资源和构建身份认同,同时还赋予汉神作为监管民众行为与行事法律裁判的权力。明清王朝正是通过这种汉神信仰的推行,对边疆乡村社会进行着有效地管理。     

从清水江文书看清代贵州苗侗地区货币流通中的几个问题

通过对清水江文书中典型契约文书的梳理,对清代贵州苗族侗族地区货币流通中的银两成色、平砝标准和银钱比价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初步考证。清代贵州苗侗地区的货币流通经历了从规范到失序,然后又趋于规范的过程。清代中期银两成色与平砝标准的混乱,以及银价的剧烈上涨扰乱了木材市场与土地市场秩序,加剧了苗侗社会矛盾。     

我国流域初始水权分配研究综述

对流域初始水权分配进行研究不仅是国家宏观政策的需要,也有助于我国的水权制度建设。通过对国内有关流域初始水权分配的文献进行梳理,在界定流域初始水权分配内涵的前提下,以水权分配存在的问题为线索,对流域初始水权的分配原则、分配模式、影响因素的研究概况进行综述。列举不同配置基础下的我国流域初始水权分配典型案例,并进一步探讨了流域初始水权分配中亟待解决的相关问题。     

生态模型构架及其应用研究

在描述区域合作模式的基础上,分析了区域合作的主体特征及区域之间的互相作用;通过建立上下游地区区域及企业排污权交易模型说明了排污权价格的均衡过程及其实现的必要条件与支持策略。我国在推进企业排污权交易进行的同时,需要通过完善跨区域环境治理地方政府合作的法制体系和政策体系,建立区域生态补偿机制和跨区域信息通报与应急机制来有效地实施流域治理。     

基于多目标决策的流域水系统资源承载力分析——以浏阳河流域为例

在阐述河流流域水系统承载力的内涵及衡量指标,分析河流流域水系统承载关系的基础上,以人口、经济和环境为目标,以供水量、污染容量以及人口规划和工农业产值规划为约束,建立了基于多目标决策的流域水系统资源承载力优化模型。以浏阳河为例分析得出,按照浏阳河流域的可供水量、理论纳污容量和人口、经济发展规划速度,若以环境优先为前提,2015年浏阳河水系统资源承载能力满足要求,若以经济优先为前提,则基本满足要求;而无论是以环境优先还是以经济优先为前提,2020年均会出现水系统资源承载能力无法满足要求的情况。进而提出了浏阳河流域可持续发展管理对策。     

论我国流域水资源管理模式中的权义形态

根据新《水法》的规定,我国对流域水资源实行流域管理与区域管理相结合的管理模式。由于流域水资源的特殊性及其在流域内失衡分布等诸多前置不平等条件,对流域内的各管理主体在法律面前产生了形式平等权利义务关系问题。需根据流域水资源的自身特性,从造成流域管理困境中寻找根源,厘清权利义务,探寻合理配置多元利益主体的权义关系途径,以期使流域水资源管理更加科学,实现水域资源公平、公正合理利用,实现水利用的可持续发展。     

滇池流域生态村发展模式研究

生态村作为一种可持续社区发展模式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在滇池流域的村庄建设中引入生态村概念,构建村庄-环境-湖泊可持续发展模式,可对农村地区特别是环湖区域的生产、生活所带来的污染进行积极的控制。     

鄂西南清江流域穴居文化的初步研究——以利川鱼木寨、船头寨为例

穴居是鄂西南清江流域地区延续历史久远、形式独特的一种居住形式,它是土家族渔猎经济形态的缩影,有其深厚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     

汉唐宋元时期沅水流域的人口变迁

沅水流域的人口分布在先秦已经比较广泛,楚汉时期黔中、武陵郡及其属县的广泛设置为人口的增长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汉代的著籍人口已达二三十万。三国至隋唐时期,沅水流域的人口继续增长,其分布由下游向上游递减。宋朝进一步加大了沅水流域的开发力度,不仅鼎州,而且辰、沅、靖三州人口数量增幅也很大,崇宁年间达到大约五十万人,宋代人口增幅变为由下游向上游逐渐加大。元代,该流域的人口数量增至最高峰。元代以前长时期的户口增长为明清时期沅水流域经济的开发奠定了一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