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河南漕路续论

唐代河南道黄河段漕路,是汉代已有通漕记载的古老漕路.其水道"湍悍",三门底柱为航行最大障碍.唐代河南道段黄河承担漕运任务空前繁重,对航道进行过多次大规模整治工程,留下可贵的历史经验教训,裴耀卿、刘晏、李泌、李巽、裴休等为之做出过重要贡献.陕州是河南道黄河漕路的转运中心.唐朝最早于此设置地方运使.元和时运使停罢,并不表示陕州失去漕运的重要性.河南道两段漕路各有特点.     

宋代漕运系统中“梢工”初探

宋代漕运中的梢工来源多为士兵与无籍之徒,每船的梢工人数按船只大小配置。梢工收入主要包括,官方所给的水脚钱、支赏、以货代薪,以及舟人利用职务之便私自牟取的利润。梢工在押运过程中,对本船的货物的安全负有主要责任,包括对同船其他人的违法行为负有监察和检举的责任。     

清代三山五园的漕运与官仓研究

三山五园为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之首,与北京老城具有同样的历史地位,但迄今相关研究尚属薄弱,尤其是支撑清代二百余年园居理政的经济命脉即该区域的漕运与官仓问题,并无专文论述。鉴于此,利用大量文献和已刊、未刊档案对以下问题进行了系统梳理,主要包括：清代三山五园地区漕运的沿革与变迁;本裕仓与丰益仓的创始年代,二仓的建筑结构、职官配置、支放范围,以及晚清时期发生于此的历史事件。     

简论一部方志对于经济问题的观照——乾隆《武清县志》初探

乾隆《武清县志》是一部独具特色的方志,其中对民生困苦等经济问题的观照,尤为突出。清初漕运中对北运河经过的州县佥派剥船,积弊无穷,武清县被佥派数量最多,受害极大,甚至导致居民破家流亡。这部方志书内集中收录了大量相关历史文献,引人注目。漕运中的剥船流弊,在清代始终以不同方式继续,直至清末改为铁路火车转运,漕运终止,方结束这种旧体制下的弊端。州县方志有时能够集中、突出的反映民生经济问题,对于经济史研究颇具价值,值得学界注意。     

从秦汉时期造船业看水军战船及后勤漕运保障

秦汉时期造船业 ,设有专门的造船机构 ,有中央与地方两级之分 ,皆受中央王权控制 ;造船的场地分布合理、范围较广 ,主要在关中、长江沿线、燕齐沿海、南海、洛水一带 ;造船技术得到快速发展 ;在船的性能、种类和数量上较前代都有了很大的发展 ,能够生产多种类型的战船 ,主要有小型快速攻击战船、大中型战船、侦察船、载重运输船等。这些都为水军装备先进的战船及军事后勤漕运船的保障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运河和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

运河漕运体系在中国早期城市的发展 ,都城和行政中心城市体系的形成 ,中国南北城市系统的整合和运河城市类型的产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运河漕运体系是中国古代城市体系的重要基础 ,并使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呈现出独特的形态和规律     

明清时期京杭运河沿线区域的晏公信仰

水神信仰作为古老的自然崇拜形式,在中国古代民间信仰中占有重要地位。晏公原为江西地方性水神,明朝初年,晏公信仰逐渐由江西扩展到全国。明清时期京杭运河沿线区域是晏公信仰较为盛行的区域,漕粮运输和水上航行的现实需要是导致晏公信仰盛行的主要原因,漕军、船工、水手则是信仰晏公的主要群体。晏公信仰呈现出信仰群体特定性、信仰区域差异性、信仰目的功利性等特征,对明清国家漕粮运输活动、沿岸民众社会生活以及文学创作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简论宋代漕运与武职押纲队伍及舟卒

漕运自秦朝产生以来,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重视,至宋代达到鼎盛,被宋朝历代统治者视为"国计".本文探讨了宋代漕运中低级武职押纲者与舟卒在各时期的发展变化情况,有关政策规定,奖惩办法及其原因、意义、作用等.     

浅析北宋定都开封的原因

北宋定都开封有其深刻的政治和经济背景。北宋立国之后，天下未定，时开封虽为“四战之地”，同时却也堪称为“四达之会”的交通要冲。而且开封漕运发达，漕运成为北宋立国之基础，它的发展是开封繁荣的必要因素，它的衰落也成为北宋衰落的重要原因。     

包世臣经济思想研究

清代嘉道时期,严重的社会危机唤起了一批士大夫的忧患意识,竞相提出各种改革主张乃至从事某些财政、经济改革的实际活动.包世臣作为其中的一员,其"天下之富在农"、"本末皆富"、提倡私人商业活动、"行钞代银,夺银之权"等经济改革主张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