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线路视角下的淮安漕运文化

淮安，地处京杭大运河中段，作为漕运枢纽、盐运要冲，其兴衰与运河紧密联系在一起。本文在梳理大运河淮安段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础上，从文化线路的视角对淮安的漕运文化进行解析。     

北宋黄河治理弊病管窥

北宋时期黄河决溢不断,宋廷为此而频兴河役.河役的长期开展,既对自然环境造成极大的破坏,也加重了民众的力役负担与人员伤亡.来自漕运、军事乃至政治体制等方面的限制,为黄河治理活动的开展设置了诸多羁绊;河政管理中官员渎职、欺压河卒及贪蠹资财等现象的普遍存在,也严重干扰了黄河治理活动的正常开展.     

西西弗斯陷井：道光年间南漕改折的困境

道光时期,中央财政极度危机,京师粮储左右支绌。传统的漕运体制长期成为糜费国帑的最大漏巵。仅每年漕粮的直接运费即超过中央财政收入的40%,为维护运道所花费的国库银两又占中央财政支出的四分之一左右。附着于漕粮的加征加收,更成压倒有漕八省百姓的重负巨弊,风起云涌的抗漕民变与士变随时可能成为葬送清廷统治的风暴。此时,南漕改折成为解决清代中央与地方财政危机的途径之一。然而,清廷并不愿通过屡屡被证明为极度有效的市场途径,不愿放弃、甚至规范权力,依旧迷信权力的万能。在此前提下,朝廷的改革思路是最大化地寻求财政收入的增量,地方官员则视既得利益作为不变的存量。这样的改革设计无疑只会进一步加重百姓的负担,造成鸡尽卵绝的后果。因此,道光时期的南漕改革方案,更像西西弗斯之石,耗费无数精力被设计出来,只是为了徒劳地再回到原点。     

先秦至北朝河洛地区的漕运与仓储

先秦至北朝河洛地区漕运和仓储的发展呈现出阶段性特点。秦和西汉定都关中 ,河洛地区在漕运和仓储上起着中转性的作用 ,为了漕运粮食的便利 ,中央政府对包括河洛地区在内的黄河水运通道进行了一系列治理。东汉、曹魏、西晋、北魏定都洛阳 ,政治中心的确立 ,使河洛地区也成为仓储和漕运的中心。仓储分布于各州郡和黄河、洛河沿岸。     

腐败问题的制度透视——基于清后期漕运改制思想的分析

腐败是清后期漕弊的突出表现,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但由吏治而海运而停漕的漕运改制思想提供了一种切实可行的腐败治理思路.同时,清政府的偏好受河运派和海运派两大利益集团博弈的影响,思想付诸实践的过程出现了一些反复.     

明代中叶后漕军的积债问题

明代漕军是漕运任务的主要承担者。明中后期由于漕军的收入有限而负担却异常沉重,又遭受种种剥削勒索,陷入了非借债不能维生的地步。借债不但没有能解决问题,反而成为漕军的另外一项重负,致使漕军逃亡与侵盗漕粮不断。明代政府采取了一些补救的措施,但收效甚微。明代漕军的积债问题反映了明代漕政的废弛与明代吏治的腐败。     

清咸丰五年"湘潭章程"考析

清咸丰五年湖南率先实行的湘潭章程在清代赋役制度史,特别是漕运制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不仅是湖南钱漕改章的先导,而且深刻影响了东南有漕各省改章的进程.但湘潭章程的核心内容,即漕粮改折条款,时任湖南巡抚的骆秉章与主纂光绪<湘潭县志>的王闿运所记却大相歧异.今人论及咸同之际有漕各省改章这一重大事件时,不可避免地要追溯事情的原起--"湘潭章程";对"湘潭章程"的定性与评价,学界则有"裁减漕赋"和"裁革部分浮收"两种观点的对立.事实上,"湘潭章程"的价值,不仅在于它率先变通漕运旧制,更为重要的是,它是自下而上地突破"不加赋"思想禁锢和政策禁区的第一次成功的尝试.     

论中国古代漕运体系发展的几个阶段

漕运是封建王朝政治活动的产物,它的发展必然以政治中心为转移,以满足都城物资需求为目标,以连接都城与漕粮产地的水路为载体;同时漕运又是一种经济活动,它的发展又受经济活动规律和运河发展状况等因素的制约.根据王朝都城的位置变迁、漕粮主要来源地的变化以及运河网络的发展,可将中国古代漕运系统的发展概括为四个阶段,即以长安为中心、以"关东之漕"为内容的发生阶段;以洛阳为中心、以"关东之漕"向"江淮之漕"的转折为内容的蓬勃发展阶段;以汴京为中心、以"江淮之漕"为内容的繁荣发展阶段;以北京为中心、以"江南之漕"为内容的高度发展与终结阶段.漕粮来源地的变化典型地反映了中国古代漕运体系发生、发展、繁荣和终结的全过程.     

北宋漕运发展原因初探

北宋时期 ,南方农业生产的发展为漕运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为漕运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统治阶级的重视为漕运大开绿灯 ;造船技术的进步又保证了漕运业对漕船的需要 ,在诸因素互相作用、影响下 ,漕运业不断推进。漕运业的发展是历史前进的结果 ,是历史条件和历史环境促进了北宋漕运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