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民事再审程序的改革与完善

我国民事诉讼实行两审终审制。但为了纠正审判错误,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障司法公正,又规定了再审程序。现行民事再审程序由于受前苏联的影响,职权主义色彩浓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再审程序功能的实现。本文在对现行民事再审程序的弊端进行详尽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改革和完善民事再审程序要以"依法纠错"作为指导思想、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以诉讼权利为本位;并且从主体、时限、事由三个方面对民事再审程序的改革和完善提出了建议。     

儒家政治理想的悖论——以黄宗羲的政治理念为例

在儒家政治理想--圣王之治或道德理想国--中,一直存在着一个悖论,即对道德理想国的寻求最终变成了非道德的道德专制.这一悖论直到黄宗羲时才大致显示出来.黄宗羲的政治思想为我们理解这一悖论提供了基础.从他的思想中,我们会知道,儒家圣王之治或道德理想国是建立在封建小国的基础之上的.如果在一个疆域很大的封建国家内建市圣王之治,那么得到的可能是暴君专制.秦统一以后的政治基本上和圣王之治无缘了.所以,黄宗羲呼吁回归封建状态,重建三代圣土之治.然而,国家疆域不可避免地越来越大,圣王之治的前景不容乐观.向圣王之治的回归也许是又一个循环的开始.     

原忠恕

"忠恕"是贯穿孔子学说的一条思想主线。"忠"与"诚"可互训,忠者必诚,诚者必忠;"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设身处地,将心比心,换位思考,自己不喜欢不希望的东西不要强加于人。"恕"和"忠"一样,都是"从心",即发自于内心的道德理念。心诚则忠,恕也必须基于心诚,但心有诚却不一定就能"恕",与"恕"最接近的是"仁"。如果没有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的精神,礼乐相融的和乐美境不可能出现。适合于今人和尔后之人的恕道,也可推及古人,章学诚称"恕"为圣门之大道,而"文德之恕"是学者论古所必需者也。陈寅恪先生在为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册所写的审查报告中提出的"了解之同情",是任何学人欲阐释古人之著述和学说,均无法避开的基本学术立场。     

座右铭文化溯源

座右铭,是训诫文字的一种,用于自我警戒。一般认为,座右铭的名称和最早的作品始于东汉的崔瑗。据考,在崔瑗之先,西汉的严遵也写过座右铭。而座右铭文化之源,可追溯到先秦的“宥坐之器”、孔子观周所见的“金人铭”等。中华民族自古就有注重自身道德修养的优良传统,古人为修身治国,常把自我警戒的文字,镌刻在钟鼎等器物上用以自律。     

刘勰的"情采"观

刘勰"情采"观的提出是我国文论史上的创举.从哲学思想上看,刘勰从天道自然观出发,在文章本体论的意义上肯定了文采是文章的本质属性,情感是实现"道之文"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从现实语境上看,刘勰"情采"观受到了六朝时期"重情"和"重采"审美时尚的影响,是在与当时的形式主义文风斗争中诞生的.     

美学之丑:历史呈现和理论定位

丑,从历史上看,有一个从怪而丑而喜感的演进.在不同美学理论中,如美丑二元结构中,美感、悲感、喜感的三元结构中,以及在美、悲、喜的复杂混合与置换中,丑有不同的位置.从丑的角度看,丑向其它美学类型的转化需要条件,丑的正规流向是滑稽(即喜感的笑).丑的不同方式都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     

人性之爱——朱莉娅·克里斯特瓦宗教观的透视

法国当代著名后现代理论家朱莉娅·克里斯特瓦的宗教观以后现代思潮为背景,借鉴精神分析、宗教史等研究成果,提倡塑造普通母亲般的圣母形象、双性同体的上帝形象,走向多元包容的基督教应该成为治愈当代人心灵创伤的良药.她的宗教观不仅丰富其理论体系,还使基督教走下了神坛,从而为当代基督教研究乃至跨学科文艺思潮增添克里斯特瓦开放多元的理论视角.     

中国山水画论笔墨说的形而上底蕴——以唐岱的天地观与笔墨说为考察核心

唐岱在《绘事发微》之《自然》篇中提出了"以笔墨之自然合乎天地之自然"思想,表明笔墨之自然与天地之自然具有一定的共同性,这一共同性使笔墨之自然能够合于天地之自然。这一共同性关键在于对自然的理解,在中国古代哲学观念中,自然即一种自然而然的状态,因此"天地之自然"指的是天地化育万物时那种自然而然的生命状态,"笔墨之自然"描绘的是天地中那处于生命的自然状态的山水,也因此笔墨成为绘画显现天地生生本体的载体,二者相合于体现自然状态的生命境域。但是,唐岱并没有详细解释二者的根本差异与相合的方式。从当代自然美学的视野来看,天地之自然是自然审美对象,而对应于西方自然观的应该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天地观,"天地"近似于自然美学中"自然","笔墨之自然"所描绘的应是形而上的天地观。"相合"思想折射出的重大问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贯通自然美学与艺术美学。而笔墨为何能描绘山水生命的自然状态,完成与天地之自然的相"合"是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     

论饶宗颐《瑶山集》的艺术成就

《瑶山集》是饶宗颐第一部正式刊行的诗集,在其一生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瑶山集》状前人所未状,生动描绘了瑶山的山川景象和风土人情;继承和发扬了杜甫的诗学精神,以忧患意识为基调,表现了深沉博大的爱国情怀和坚毅豪迈的人格情操;以独立自由的写作姿态,以史识、典事、考据与诗情并融的艺术创造,表现出了现代学人之诗的基本特征。     

中国传统道德价值的衍变与晚清“义理经济”思想的产生

义利之辩构成了中国传统哲学探讨价值观问题的基本线索,在“义”与“利”的博弈中产生了各家互不相同的义利观.汉武帝对儒家正统地位的确立使儒家义利观独具一尊,“重义轻利”成为中国传统道德体系的核心.晚清时期,中国社会遭逢重大变局,社会历史条件的转换必然带来价值观念的变化,传统重义轻利的道德追求已不再符合当时的社会现实,一些较为开明的知识分子不再囿于传统义利观中“义大于利”或“利重于义”的空疏论辩,主张把义理之学与经世致用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了“义理经济”合一的思想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