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止

在江苏常熟翁同龢故居的门前,有一块牌子,上写着：＂人我室皆端人正士,升此堂多古画奇书。＂相传这是翁同龢写的一副对联,非＂端人正士＂不交,非＂古画奇书＂不收,显示出此宅主人的境界和品德,确有清正高雅之处。我知道翁同龢是清代的两朝帝师,主持过很多军政大事,但不知道他家四代为官,而且是父子帝师、父子宰相、兄弟封疆、叔侄状元、四世翰林。更让我吃惊的是,在常熟这个地方,自唐至明清,竟然出过8个状元、4个榜眼、5个探花、486个进士。这在全中国,也堪称是人才和官员最密集的地方。     

总要留点痕迹

如今,毕业60年、已84岁高龄的著名演员游本昌还在演戏,不仅如此,这个老顽童还成了万众瞩目的网红!早在30多年前,他就成功地在电视剧里塑造了济公形象,一时间,“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的主题歌,响遍大街小巷。记者问他：您老早就功成名就,也到了颐养天年的岁数,何不在家享享清福,含饴弄孙,干嘛还搞那么辛苦？老爷子幽默地说：“人到这个世上来,总要留点痕迹。     

“父子互隐”辨析

孔子并非单纯肯定“父子互隐”而反对大义灭亲,只是以此命题揭示社会正义即“直”具有的丰富内涵,理解孔子的本意应该从对这一陈述的叙事结构与意义结构的整体上去把握。     

论《丧钟为谁而鸣》中父子困境的文学表述

《丧钟为谁而鸣》中的主人公罗伯特.乔丹是一个具有双重性格人物。通过研究发现借助于展示罗伯特.乔丹隐秘的追逐父亲的欲望以及他为实现这种欲望而采取的行动,作家海明威于文学幻想之中表述出一直压抑在自己无意识深层的父子困境。     

传承美味名厨父子两代情

在旧时代,厨师的地位很低,笔者曾问过很多位名厨的入行经历．无外乎是生活所迫、无心机遇、得遇名师,父传子继的不是没有,可是父子都成为名厨的却是凤毛麟角。     

中国新文学中的父子母题(上)——以鲁迅、曹禺等人作品为中心的分析

文章分析了鲁迅、曹禺等二、三十年代作家对父子母题的处理及其中所隐藏的文化内涵。父子母题的处理在新文学中有着独特而复杂的文化意义:它既背负着反传统的精神使命,又融入了日常亲情和人生伦理的意味。这种取向的混杂使其意义显得隐晦难明。因而,疏理这种意义隐晦的情形,并借此揭示新文学在精神开掘方面所达到的深度就成了文中之旨。      

传重之制与尊尊之义：从宗统与君统看传统中国政治权力的伦理化

中国传统支配类型之所以呈现出人伦化而非即事化的特点,是由传统支配的内在结构和伦理逻辑造成的。权力来源于“尊”,支配的达成本质上是一种“尊尊”。由“尊尊”之义而有宗法制度内的族权和宗法制度外的政权。权力的继替过程即是尊尊之统的确立过程,具体又分为君统与宗统两个部分。“传重”是权力继替的关键环节,目的就是确立尊尊之统的秩序。宗统继替坚持伦序不紊原则,君统继替体现伦理比附原则。宗统与君统的继替过程,充分体现了权力的伦理化特点。总体而言,由传重之制可见尊尊之义,政治根植于父子伦理,传统中国呈现出政治伦理化特点,是一个“家—政治共同体”。     

伦理的政治化:早期儒家政治文化的理论建构向度

早期儒家进行政治的伦理化构建,他们希望公共生活与政治制度能够如基层社会的生存模式那样运作.同时,家国同构的宗法制度和政治、政权强大影响力,让早期儒家对于从事伦理的政治化方面的理论构想也非常重视.可以说,早期儒家对伦理的政治化所作的理论探索,既受“民之父母”历史传统的影响,又面临政治、政权和自身外王事功理想的双重压力,实际上是早期儒家道德先于政治、政治不离伦理立场在私领域的集中反映.     

《白虎通》中的忠孝思想研究

东汉的《白虎通》既体现了儒家的文化背景,又有着极其浓重的神秘谶纬色彩,其中运用了大量的阴阳五行思想来阐述“天”的至高无上与“天”“人”之间的关系.但是理论的创建不是凭空出现的,其产生与发展必然有现实的社会基础,《白虎通》在对现实社会中的三纲六纪尤其是君臣关系进行大量“天理”论证的同时,还紧密结合社会现实,把“忠”与“孝”进行理论结合并融会贯通成为一体,“忠”以“孝”为基础,“孝”反过来为“忠”服务,这为后世延续近两千年的君权至上奠定了基调.     

越南哈尼族源流探究

哈尼族是一个跨境而居的民族。越南哈尼族的历史传说、族源、族称、迁徙和父子连名谱系等内容表明他们和我国哈尼族同源,而且是并从中国云南南部和老挝西北部迁徙过去的。最早的迁徙发生在公元8世纪以前,最晚的迁居一直持续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由于这种不断的迁徙,最终形成了越南哈尼族现在的分布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