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美味名厨父子两代情

在旧时代,厨师的地位很低,笔者曾问过很多位名厨的入行经历．无外乎是生活所迫、无心机遇、得遇名师,父传子继的不是没有,可是父子都成为名厨的却是凤毛麟角。     

传重之制与尊尊之义：从宗统与君统看传统中国政治权力的伦理化

中国传统支配类型之所以呈现出人伦化而非即事化的特点,是由传统支配的内在结构和伦理逻辑造成的。权力来源于“尊”,支配的达成本质上是一种“尊尊”。由“尊尊”之义而有宗法制度内的族权和宗法制度外的政权。权力的继替过程即是尊尊之统的确立过程,具体又分为君统与宗统两个部分。“传重”是权力继替的关键环节,目的就是确立尊尊之统的秩序。宗统继替坚持伦序不紊原则,君统继替体现伦理比附原则。宗统与君统的继替过程,充分体现了权力的伦理化特点。总体而言,由传重之制可见尊尊之义,政治根植于父子伦理,传统中国呈现出政治伦理化特点,是一个“家—政治共同体”。     

父子下棋

某个假日,读中学与读小学的两兄弟在下棋,父亲在旁边观看许久后,觉得手痒,就对两个儿子说：“你们谁来和爸爸下一盘？”兄弟两人商量后,决定由哥哥应战。     

从"君臣父子"到"三纲"看古代学术思想的流变

孔子的君臣父子观所要表达的是正名思想,董仲舒的 "纲常论"所要表达的是"相兼关系",汉章帝在白虎通会议上裁决的"三纲"思想,所要表达的是"从属关系",这个过程说明学术思想是伴随现实政治嬗变的.孔子的君臣父子中,每个人都有独立性,而董仲舒的"纲常论"开始向依附关系演变,到"三纲"时期,完全变成了依附关系.这个变化启示我们:学术繁荣和发展要以自由宽松的环境为前提,否则,学术思想就会演变成僵化的理论.     

曹操墓应为曹宇、曹奂父子王原陵

本文与《曹操墓认定的礼制性误判》是姊妹篇。主要将该墓葬呈现出来的考古真实,与可靠传世文献呈现出来的历史真实相结合,对所谓＂曹操墓＂的真正墓主,进行探索和研判。主要结论是：1.墓葬刻石文字含有丰富而特殊的文化信息,因此带有刻石文字的器物应当是真品,而非后世伪造的赝品;2.从墓葬所蕴含的特殊文化信息,可以确立真正墓主的时间、空间和身份等具体指向;3.经过种种具体指向的全面排查筛选,所谓曹操墓的真正墓主,应当是曹操的儿孙即曹宇、曹奂父子,而曹奂是曹魏的末代君主;4.曹宇、曹奂墓园的正式名称是王原陵,具体方位在邺县西面,这在宋代典籍中有确切而可靠的记载;5.各项指标综合比较的结果,曹宇和曹奂是真正墓主的可能性,远远超过曹操。     

越南哈尼族源流探究

哈尼族是一个跨境而居的民族。越南哈尼族的历史传说、族源、族称、迁徙和父子连名谱系等内容表明他们和我国哈尼族同源,而且是并从中国云南南部和老挝西北部迁徙过去的。最早的迁徙发生在公元8世纪以前,最晚的迁居一直持续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由于这种不断的迁徙,最终形成了越南哈尼族现在的分布状况。     

“扶上马、送一程”: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中的战略变革与父爱主义

"扶上马、送一程"的谚语寓意着,权威缺乏、经验不足的继任者不仅需要前任的大力提携助其上位,还需一路保驾护航以平稳渡过交接班动荡期。在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父子共治过程中,这一类似的帮扶现象是较为常见的。遗憾的是,现有理论研究对这一现象及其所蕴含的战略动机缺乏应有的重视,因此本文试图弥补这一不足。基于父爱主义逻辑,本文区分开父辈帮扶之下家族企业传承的不同阶段,分析在不同时期企业的战略变革水平。利用2006～2015年中国上市家族企业样本,实证研究发现:在父辈主导之下,二代接班准备阶段会发生显著的战略变革,但二代接班上位后的战略变革则明显放缓;同时,两代亲缘关系越近,接班准备阶段的战略变革越显著,而两代认知差异则削弱了二代上位后战略变革水平的下降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父辈完全退出企业,二代自治对战略变革的影响并不存在明显差异。总体而言,这些研究结论表明,尽管接班准备阶段尚未掌权的二代难以主导企业的战略决策,但父辈会采取积极的战略变革措施为二代接班上位搭桥铺路,且这一具有"父爱主义"的战略变革也是有代价的,表现为一定程度的企业绩效折损。     

重释《论语》：儒家文化的现代转型

孔子的政治与文化哲学理路是“道”,即“秩序”。孔子学说的根本特点,在于以文化关系为本来规范政治关系。具体而言,就是以具有先天属性、第一性的父子关系来类推、规范具有后天属性、第二性的君臣关系。这实质上赋予了君臣关系以父子关系的伦理属性,从根本上稳定了传统的君王政治体制,实现了孔子之“道”。近现代以来,随着君主制度的消失,儒家文化的政治文化伦理不再符合时代要求,因此,儒家文化的现代转型,关键在于祛除其与君王政治体制相关的各种文化伦理。而儒家其他方面的文化规范,至今仍具重要价值。     

古典政教中的"孝"与"忠"——以枟孝经枠为中心

近现代以来,许多学者根据枟孝经枠,批判家国一体、忠孝无别的传统思想. 但实际上,这种理解与唐玄宗以后的枟孝经枠解释有很大的关系. 如果回到枟孝经枠古注,回到整个经学系统,可以看出,枟孝经枠在人伦上主张父子与君臣完全分开,在道德上认为忠、孝不可混为一谈. 所谓"移孝作忠",实质上是针对士这一阶层移事父之敬去事君,才能做到忠. 在今天的道德哲学研究中,要将传统德性置于传统人伦关系之中进行理解,才可能更加客观地认识传统道德,在此基础上的现代诠释才更加可靠.     

三苏父子的蜀道之旅及其影响

唐宋时期的千里蜀道是培育三苏父子的文化纽带。三苏父子的蜀道之旅,经行蜀道最多者是苏洵。苏氏父子三人由蜀道来回往返一次。嘉元年(1056)经蜀道进京,嘉二年(1057)由蜀道返乡。苏轼、苏辙兄弟二人经行蜀道一次,他们携手于宋神宗元丰元年(1068)经蜀道入京,此时苏轼三十三岁,苏辙三十岁。从此之后,兄弟二人再也没有经行蜀道,也未再回过故乡。苏氏父子经行的是蜀道多条线路中的金牛道、故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