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域与翻译

英语在其运用过程中,要求在分清语域的前提下使用得体的语言。得体语言的掌握和运用需要具有选择语域的能力,领悟不同语域差异的认知能力,以及处理好不同语域中恰当对应词的翻译能力。     

文化折射与融合：翻译规范视域下华兹生英译苏轼诗词研究

华兹生是国外迄今为止翻译苏轼诗词最多的一位译者。按照图里的翻译规范理论,将文本置于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能够更准确地解释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实际抉择。华兹生的译诗选篇倾向于山水禅诗和乐观主义诗篇,反映了战后美国社会文化思潮影响下译诗的预备规范。在操作规范方面,苏轼诗歌中的节奏、叠词和对仗等形式特点被折射译入英语的自由诗体中,产生了译文杂合的现象。在初始规范方面,华兹生在源语文化规范和目的语文化规范之间寻求平衡,使得苏轼诗词在异域文化中得到再生与融合,其译作是中美文化折射与融合的结果,对当下典籍英译具有启迪意义。     

从英汉语言对比探讨英语长句翻译

英语长句的翻译是翻译中的难点之一。在此从形合和意合、汉英语序上的差异和汉英表达方法差异三个方面探讨了英语长句的翻译,以期能为英语长句翻译提供一定借鉴。     

译本语言明晰化差异与翻译伦理——以《渔夫和他的灵魂》巴金译本和谢毓洁译本为例

在翻译伦理视角下对《渔夫和他的灵魂》两译本明晰性差异进行对比分析研究显示,巴金译本明晰化程度低,更多体现的是“再现的伦理”;谢毓洁译本明晰化程度高,体现了“服务的伦理”和“规范的伦理”.     

晚清文人文化的转向与文学翻译活动

晚清文学翻译活动的出现既是晚清文人文化发生变异的结果,又是促成晚清文人文化发生进一步变迁的契机。本文试图分析晚清七十年文人文化演变的情势,并结合文学翻译的实际情况,讨论二者的互动,以图完整地描述晚清文学翻译活动在近代社会文化变迁中扮演之重要角色。     

成长·性爱·死亡──《夏天的禁忌》与《挪威的森林》的互文性

"互文性"(Intertexuality),也有人翻译成"文本间性""文本互涉关系"等.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学批评概念,"互文性"诞生于1960年代,"通常被用来指示两个或两个以上文本间发生的互文关系"[1].     

翻译中的主体间性——交往理论对翻译的启示

翻译研究从结构主义的“原文至上”到解构主义、哲学解释学的张扬译者理解和阐释的权力和自由空间,都因为过于极端化地强调单一主体而无法为翻译实践提供确当的方法。作者从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出发,对翻译的主体重新作了划分,并对翻译主体间性的规范性进行阐述,认为各翻译主体间的合理交往为翻译活动的顺利进行提供了保障。     

论英汉互译文本中翻译变易的三个层面

变易是翻译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由于两种语言系统的差异,译者不得不作语言层面上的变易。语言上的变易有可能对译本的其他三个层面,即语义、风格及语用含义造成影响,这四个层面的变易现象常常会同时体现在一个词或句子上。通过英汉译本中的实例,分析后三个层面上的翻译变易,即语义变易、风格变易和语用变易,指出译者的翻译策略及相应的变易受文化的宏观影响。     

《近世社会主义》的翻译史考察

《近世社会主义》是国人最早译介社会主义学说的著作,其翻译版本多次出版。本文系统考察了该译著的翻译史。《近世社会主义》的译介不仅是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翻译并传播的开始,也为研究翻译在思想文化传播中的作用和意义提供了典型的案例。     

《易经》英译的诗学探究

《易经》是一部极具文学性兼哲理性的中国古代经典之作。《易经》因文本的特殊性而导致了其在字词、句式和修辞层面的翻译难度。因此,语言文字层面,应该注意上古时期文字的特点,在准确把握文字训诂同时发掘隐藏在文字背后的文化、心理等因素;句式层面应该注重译文对原文的节奏和韵律美的重现;最后还要在修辞层面做到准确把握《易经》卦爻辞中所隐藏的内涵,真正体现其精神思想和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