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人事档案“三龄两历一身份”的审核问题与认定办法

人事档案管理、干部选拔中"三龄两历一身份"环节尤为重要,需长时间对干部进行审核,该环节政治性、严肃性、纪律性、特殊性较强,容易出现材料造假、档案材料不全、信息不对等情况,因此,必须规范"三龄两历一身份"相关政策,加强审核人员、组织监督,建立完善的审核系统、审核过程、审核纪律,提高审核真实性、完整性、准确性、公平性。     

傈僳族时间观念初探

历法并非"一蹴而就"的发明,而是由原始记时方法引导而来。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傈僳族由早期对时间的认识到历法的出现,经历了漫长的阶段。最初,傈僳族对于时间的认识来源于物候。花开花落、候鸟回归、草木荣枯等规律性的自然变化成为傈僳族记录时间的天然标尺。傈僳族的物候历称为花鸟历,将一年划分为十个月,后来逐步发展为十二个月。花鸟历为傈僳族安排生产生活提供了重要指示,但也有着不可消除的缺点。天体运动较之物候现象更为精确和恒定。傈僳族观察月球运行,总结产生了月亮历,一年十二个月,每月三十天。月亮历还与十二支相结合,以十二为周期,循环记时,且有禁忌有关。探源傈僳族的时间观念,对历法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     

从《左传》看春秋历制

《左传》对《春秋》经文中的天象记录作了大量的补充和纠正 :它指出鲁国史官对几次日食发生时间的误载和“闰月不告朔”的失误 ;在“二分二至”的基础上补充了“四立”和惊蛰 ,将二十四气增加到九 ;岁星纪年的出现 ,标志着历制统一为大势所趋 ;在“分野”的问题上 ,客观地记述了科学和迷信的斗争。这些为我们研究春秋历制提供了丰富的天文学史料     

“爱历”之后无“元年” ——王跃文的《爱历元年》蠡测

王跃文的《爱历元年》表明其创作出现了有意识的转向,他的小说实现了从“政治”和“性爱”这两个基本维度进入文学、探索人性的创作构架;在此意义上,《爱历元年》既是“情爱之书”更是“人性之书”。《爱历元年》的写作动机缘于既是作者的也是小说中人物的“中年危机”,对“中年危机”的破解则是道德出轨和感情突围;故而,爱情更多是一种精神修行和安顿灵魂的方式,对爱情“迷失”之后“回归”的只能是婚姻。     

元白唱和诗与地域文化传播

元稹与白居易平生交好,唱和持续多年,既充当对方唱和信息的传播者,也是受传者,角色屡屡转换。二人因仕历产生频繁的空间位移且涉及广大地域,外任地唱和诗数量亦远超京城为官所作。不容忽视的是,元白与所处环境时刻进行着双向互动。伴随频繁地理位移,元稹、白居易生存于不同地域环境,受新地域文化、水土的滋养和培育,在移动过程中竭力表现所在地的景观。当地风土习俗、山川名物,大大拓展了唱和诗题材内容;反之,元白长达三十载的往来唱和,又为推动地域文化向外辐射、传播提供了条件和途径。     

答许国璋先生关于索绪尔下棋的比喻的质疑

索绪尔把整盘棋的走法比作历时态,把静止的一个棋阵比作共时态,说明了共时态的重要性,但是这则比喻受到了许国璋先生的质疑。许先生认为不如用棋的起源来比喻历时态。事实上,许先生的质疑理由不充分。     

《洛阳伽蓝记》的作者及创作年代辨证

通过对<洛阳伽蓝记>、 <魏书>、 <北齐书>、 <北史>和隋唐有关文献的考察,街之应为"杨"姓.从<广弘明集>衙之小传和晋唐记载人物籍贯的体例分析,衙之的籍贯应指西晋时期的幽州北平郡.街之的生平及仕历,从现存的史料大致知道他曾任过奉朝请、期城太守、抚军府司马和秘书监四个官职.<洛阳伽蓝记>的创作当始于东魏孝静帝武定元年(543),约至武定五年(547)的七、八月之间完成.完成此书大约用了五年的时间.记载人文地理的"<庙记>体"地志著作对<洛阳伽蓝记>创作的影响应引起学者的重视.     

哲布尊丹巴八世登极“额真汗”日期考

1911年12月1日外蒙古宣布独立后,公举哲布尊丹巴八世为“额真汗”。至于其登极日期,国内外史学界大致有“宣统三年十月初九日(1911年11月29日)”,“1911年12月16日”、“1911年12月28日(宣统三年十一月初九日)”、“1911年12月29日”、“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1912年2月15日)、“壬子年正月初一日(1912年2月18日)”等六种观点。本文认为,其登极的确切日期应为蒙历白阴猪儿年(共戴元年)十一月初九日,农历宣统三年十一月初十日癸酉,俄历1911年12月16日,公历1911年12月29日。     

生命之野的双重变奏——以精神分析法解读《爱历元年》的情爱叙事

王跃文长篇小说《爱历元年》演奏了一曲关于高知分子“婚外”爱欲缠绵的罗曼曲,男女主人公沉寂的生命之野与被压抑的原欲在中年时代又各自繁盛热闹起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为解读《爱历元年》中的情爱叙事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小说中多次提及的“兰花”可视为男主人公孙离潜意识中的美人原型与象征,他在“超我”的驱动下惯性地压抑性本能并将爱欲投射到了兰花意象上。根据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学说,爱情的“脱轨”与回返,实则反映了本我、自我、超我三者抗衡的动态过程：本我释放带来灵与肉的欲望化狂欢,自我抗争使爱欲与道德糅合,而超我节制欲望,引导理性回返与爱历重启。《爱历元年》对两性情爱的独特探索无疑也调动了作家的生命经验与人生思考,通过探寻爱情、婚姻和性背后隐藏的无意识动因,读者在《爱历元年》中或许可以找到摆脱情感危机与获得精神突围的出路。     

惠施"历物十事"的语言哲学新探

惠施的“历物十事”是先秦名家思想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但“历物十事”到底在说什么,目前并无共识。从纯语言性思辨的角度来看,惠施的“历物十事”既不是经验科学式结论,也不是辩证逻辑,更不是相对主义认识论;其一以贯之的哲学精神是对于语言意义确定性的理性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