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王阳明“心外无物”的再诠释

"心外无物"是我国明代哲学家、政治家王阳明提出的一个著名的哲学论题。对这一论题,后来的学者提出了很多不同的观点。如果用西方哲学的观点,从意念和现象的角度对心外无物进行再诠释,就会发现,王阳明的心外无物有着特殊的含义:物是意念中的物,是认识与物自体的再创造,是存在于人的意识领域的物,是现象界里的物;心是物的存在域,也是物产生的源泉。     

王阳明环境育人思想的现实价值

王阳明重视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对人的道德教育作用,特别留意用优美的自然环境与和谐的社会环境来感染人,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受教育,这与现代德育环境论中某些理念不谋而合,值得我们借鉴。学习借鉴王阳明环境育人思想,在现时代德育教育中,我们要努力创造良好的物质环境,不断完善各项法律和规章制度,全力优化社会宏观环境,精心构建健康的微观环境,从而切实提高德育教育的渗透性和实效性。     

王阳明的“万物一体”与“治天”思想

正王阳明的"万物一体"思想在当代有多重解释路向,彰显了丰富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然而学界大多是从形上的角度去诠释"万物一体"思想,如本体论向度以及境界论向度等,[1]对其中内涵的与现代社会中治理自然相曲通的思想的研究仍然较少。"治天"中的"天",并不是指抽象的道德世界或超越的宇宙力量,而是与人类社会相对的自然界。所谓"治天",在王阳明那里,就是从"万物一体"思想出发,说明自然与人同根同     

王阳明与禅

王阳明一生重视"只手之声"的公案。以此为引,可见王阳明与诸禅师于公案之解的关系,说明阳明与禅甚深的关系。这种关系贯穿了禅佛教(禅宗)对王阳明的影响以及他从佛所得用于教学开示后学的过程。另外,从阳明频游佛寺、参禅问道、寻仙访道、惑溺老庄后又脱离佛老回归儒学的心路历程,揭示了阳明悟出的"究意宗旨"之"致良知"与禅的关系。     

王阳明“大人”思想及四个陷阱

王阳明一生追求“大人”之学,“大人”就是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之人,“大人”之学也是良知之学。“大人”无论在本体论、认识论还是道德论上都有其高明之处。有“大人”就有小人,孔孟的大小之辨是在道术分离的前提下提出的,相对宽容一些;阳明的大小之辨是在道一统前提下展开的,比较严格。阳明的大小之辨在严格的同时还有自我颠覆的倾向,这就使其保持着开放性。最后将揭示“大人”之学隐含的四个陷阱:没有良好制度保证的良知“大人”,将是空中楼阁;良知心学不是现代自由主义,不能带来现代的自由平等;对良知“大人”的不当追求可能导致道德绑架;大小之对立会人为地制造分裂和敌对。     

朱熹、王阳明对程颢“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诠释

对于程颢所言“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仁者,浑然与物同体”,朱熹既有肯定,也略有不满,而明确讲“仁者,爱之理,心之德”,同时又讲“天地万物本吾一体”。王阳明则讲程颢“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又讲朱熹“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并进一步讲“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之体用在于“明明德”与“亲民”,解“亲民”为“安百姓”,进而认为“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就是要关心百姓的困难和痛苦,重视百姓的物质生活,由此开发出“亲民之实学”,实际上突破了程朱仁学仅限于心性境界     

论王阳明法的思想体系

王阳明关于法的思想体系可以概括为几个方面：从法的来源看,阳明之法属于神意法和父权法的混合;在法的内涵上,阳明之法体现和维护的是等级秩序;在法的功能上,阳明强调法立事行、抑强扶弱;在执法上,阳明强调执法公正;关于法的局限,阳明指出,所托非人则法律废弛,法律严苛则适得其反,要情法结合。阳明之法体现了中国传统天人思想的特色,具有其优越性和局限性。     

人皆可以为尧舜:论颜元的"偏圣"观 ——兼谈明清圣人普遍化思潮

颜元承孟子性善之旨,认为"人无有不善",但他亦不得不承认人的气禀有偏正之分.在"偏亦为善"的基础上,颜元认为,气质偏驳之人能够通过后天的学习有所作为,最终成为伯夷、伊尹、柳下惠等这样的"偏圣".颜元继承了孟子、朱熹关于"偏圣"的说法,却一改孟、朱对其"虽为圣但吾不取"的态度,对"偏圣"给予正面的认可.对于气质偏驳之人如何成圣,颜元亦提供了"就其质性之近而学,近夷学夷,近惠学惠"的方案.颜元的"圣人观"受到明代以来圣人普遍化思潮的影响,他吸收了王阳明"以才力论偏圣"之思想,进而发展为"以气质论偏圣",极大地扩充了"圣人"的范畴,提供了更为多样化的成圣道路,较诸王阳明,走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