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的文化研究

从文化的角度研究市场经济,就不能把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单纯的经济行为,而应视为一种更为宽泛的文化现象。本文拟从市场经济的文化基础、文化价值、文化结构和文化形式入手,以揭示其内含的高文化特质。     

经济

我国提前实现“十五”GDP指标；长三角投资增长实现理性回归；解决股市五大问题；商业银行联手打造信贷新模式；120家城市商业银行将进行资本重组；房地产营业税优惠政策有变；     

提高办公室服务水平须增强“三性”

办公室是党政机关的综合办事机构,承担着服务领导、服务部门、服务基层和服务群众的重要职能.在当前改革和建设的关键时期,各级党政机关面临着繁重的工作任务,办公室工作人员应主动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以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为契机,切实增强理性、悟性和粘性,全力提升服务水平,树立文明窗口形象.     

创业管理:管理工作面临的新挑战

进入新世纪以来,创业与创业精神受到广泛关注,人们并不单纯研究个体的创业行为,而是将创业与创业精神拓展到已经存在的公司甚至是大公司,拓展到非赢利组织和整个社会,创业与创业精神成为动态复杂环境下管理者的思维模式和行为准则。创业管理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已经受到广泛关注,创业管理是对传统管理理论的一种挑战。本文以个体创业与公司创业的差异为主线,揭示了创业管理领域的一些具有创新性的研究课题,希望对创业管理理论和实践的探索能够起到推动作用。     

西方价值判断现代模式的成因中中国文化因素之考察

17至19世纪,是西方人的价值观发生新旧交替的时期,其结果形成了价值判断的现代模式。在此过程中,中国文化被当作西方文化的参照系,它既参与了这一新的价值判断模式的形成,又成为这一模式的一个主要判断对象。这一跨文化的互动过程既比较全面地解释了西方价值判断模式转换的原因,也解释了中国文化在西方所遭遇的变化的原因。     

领导者公共形象：一个“现代性”问题

从人类社会产生了公共事务，出现了公共权力以后。就有了一个公共权威“公共形象”的问题，但只是到了“现代性”的背景下，这种“公共形象”才具有了传播学、政治学、社会学意义，才具有了更为深广的理性内容。     

《论语》与《旧约》的中西农牧社会德性观比较

《论语》和《旧约》均立足于中西古代以畜牧农耕为主的传统社会,其包含的契约精神与仁爱主张既是农业文明的产物,也是古代人民对和谐社会的向往与追求,对于中西当代社会的文明发展有着无可比拟的影响力,体现了中西伦理价值观形成的悠久历史与传统。在《旧约》叙事中,上帝给选民的应许之地意味着以畜牧业为主的古代以色列人终于可以结束颠沛流离的生活,也意味着原始农业的开始。于是,在这样一个生产力低下,生产关系简单的原始农业社会,上帝的言语行为无异于社会规范,并代表着自然法则,其与以色列人之间所立的契约也被等同于律书,并影响了古代近东各民族价值观的形成与发展。但《旧约》在强调社会规范及其约束力的同时,却忽视了个人的内心修养和人性的塑造。与《旧约》同一时代的《论语》却恰恰相反地强调了个体修炼的重要性。孔子认为“君子谋道不谋食”,故而站在修身养性的角度提倡“克己复礼以为仁”,强调了本心修炼对礼和道的重要性。由此可见,《论语》和《旧约》蕴含的不同德性观与传统社会的农业发展和需求有着密切的关系,两者的比较不但从根本上解释了中西传统道德价值观差异的历史文化根源,更是引发了当代社会对德性问题的追溯与思考。     

生存理性如何影响农户的差别化生产

在食品安全威胁下,农户重新定义了“为自家生产”和“为市场生产”的差别化生产行为。基于经济理性行为假设认为农户存在以确保自家食品安全为动机的生存理性。根据在5省区收集的827份农村入户调研数据,对农户差别化生产行为进行具体分析,描述了差别化生产行为总体特征,并测量农户食品安全自我保护意识、威胁感知程度和信息渠道等因素。运用Probit模型验证了命题：以食品安全自我保护意识为特征的生存理性,支配了农户为确保自家消费安全而进行的差别化生产。     

公共理性与政治共识———罗尔斯对康德及霍布斯观点的继承与改造

公共理性通常被构想为一种有助于促成或维持政治共识的理念。以康德为代表的启蒙主义者乐观地估计了理性自由运用与政治共识之间的关联。罗尔斯拒斥了启蒙主义的观点,转而采纳霍布斯式的构想,将公共理性作为一种机制以维持某种政治关系。但也因此,罗尔斯必须在不诉诸纯粹实践理性的基础上为公共理性提供新的规范性基础,以弥补霍布斯式公共理性的伦理缺陷。结果,罗尔斯式的公共理性既无法解决根本的价值冲突,亦无法在具体公共政策上促成实际的共识;其功能在于维护由作为公共理性规范基础的那些政治价值所界定的公民间的政治关系,以及使公民相互确信在这种关系中达成政治共识的道德可欲性和实践可能性。     

由图像再现向情感再现的转变——凡·高作品中线条与色彩分析

西方绘画史从文艺复兴开始在图象再现的范畴中呈逐渐上升趋势,十九世纪末后印象主义画家凡·高的作品打破了这种趋势,导致了西方绘画史的分流——由图象再现向情感再现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