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生育率欧洲最低 且仍快速下降

德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1年德国出生的婴儿数创历史新低。初生婴儿总数为66.3万人,比2010年减少1.5万人,与1964年顶峰时期的将近140万（包含东西两德）形成了鲜明对比。德国妇女总和生育率仅有1.36,年轻女性生育率在2011年下降尤其明显。劳动力减少,经济发展迟缓,以及快速增长的老龄人口带来了开支困难。据预测,     

撒拉族人口状况分析

本文运用历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对撒拉族人口的分布、增长趋势、生育与死亡、文化水平、婚姻家庭及产业构成等特征进行了综合分析，并就其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关的对策。     

全球气候变化下的人口动态和政策

全球气候变化的规模和范围,要求我们采取积极和干预性措施,以便能够迅速扭转不利局面。干预人口增长是建议之一。我们的地球已经人满为患,再增加几十亿人口的确让人坐立不安。从长期来看,即便生育率的小小变化也能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有效的计划生育政策对我们的世界、对那些不想生育的妇女和家庭来说是一个好办法。     

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口效应

文章试图估计计划生育政策使我国少生了多少人。利用1980~2008年世界140多个国家的数据来模拟在没有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下经济社会变量与人口变量的相关关系,并据此对中国无计划生育条件下的总和生育率进行测算。将测算出来的无计划生育条件下的总和生育率和中国实际总和生育率分别代入模型进行人口模拟,比较无计划生育条件下和现实条件下人口增长的不同过程和结果。研究表明:无计划生育条件下,我国2008年生育率水平的预测值大概在2.5左右。1972~2008年间,排除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单纯由于计划生育的作用,中国少生了4.58亿人。     

1979～2000年中国人口生育趋势:出生数据和教育数据的比较分析

本文研究中国从1979年开始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至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生育趋势。为此目的,本文对1979~2001年各生育调查数据与国家统计局每年人口变动调查数据进行比较研究。四普、五普的回推数据,中国国家人口计生委报表中的出生数据和公安部户籍中的出生登记也作为比较对象。鉴于材料中的矛盾,本文就分析教育部部门统计中的各种和出生数据有间接关系的记载、讨论它们内在的口径问题和它们所涉及到的工作程序问题。本文在这一基础上用小学在校学龄儿童年龄分组的数据来估计中国1979~1997年的生育水平和其他资料的可靠性。分析暗示出生数据漏报问题普偏存在,自教育数据算出来的生育数据比许多其他资料高。虽然如此,但自1996年以来比国家统计局的修正数字低。结果同时表明,中国1992年以来确实达到了低生育水平。根据教育统计资料计算的1997年的总和生育率为1·6左右。     

福建省低生育水平问题研究

近年来,伴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生育率下降已逐渐成为当今许多国家人口发展的新趋势,低生育率的问题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文章以福建省“生育率下降”现象为研究视角,以国家生育政策与养育保障的内在关联性为研究基础,结合现实社会背景和调查数据,分析影响生育率的因素,提出改善社会生育率低问题的对策建议。     

我国是否存在生肖偏好——基于总和生育率的实证分析

是否存在生肖偏好的问题是生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现有的这方面的实证研究还存在不足之处。分析发现,总和生育率是用于判断是否存在生肖偏好的最佳指标,具体的实证分析方法有两种:一是基于总和生育率的生育堆积指数,逐年分析是否存在生肖偏好导致的生育堆积或回避现象;二是按生肖的惠普尔指数,从长周期来分析各生肖的生育堆积状况。分析1950-2017年我国总和生育率数据发现,从总体上来看,我国人口基本上不存在明显的因生肖偏好而发生的生育堆积或回避现象。     

低生育水平下我国生育率转变影响机制的地区差异——来自90年代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本文利用我国1990—2000年各地区总和生育率、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计划生育执行力度的面板数据,分别对东部特大城市、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计划生育政策对各地区生育率的降低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东部地区（包括特大城市）较高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显著的降低了总和生育率,而经济较为落后的中、西部地区,这种作用不明显。     

北京市朝阳区第三届人口与发展论坛综述

朝阳区是北京市一个快速发展的新城区,也是北京市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一个城区。进入新时期以来,朝阳区的人口发展呈现出三个特点：一是人口规模大,全区人口总量已达到439．5万人;二是人口增长快,朝阳区的户籍人口长期以来一直保持着稳定的低生育水平,妇女总和生育率维持在0．8左右,但是,随着第四次人口出生高峰的到来、随父人户政策的调整,以及中心城区人口的迁移、流动人口的迁人,朝阳区人口出现一个机械增长小高峰;三是人口构成多元化特征显著。城市人口、农村人口、流动人口、外籍人员等问题相互交织等现象,给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提出了更高要求。面对这种复杂多元的人口发展状况,朝阳区出现了三个“不相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