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低生育率危机的伦理冲突及其应对

低生育率是当代中国人口发展面临的严峻问题,是实现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文章以人口伦理学的理论和方法为基础,对中国低生育率危机隐含的伦理冲突及形成的伦理原因、应对中国低生育率危机的人口责任伦理构建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文章认为,中国低生育率危机隐含的伦理冲突主要表现为个体生育价值与国家生育政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女性家庭照料与就业和职业发展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家庭生育抚幼与养老资源分配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三个方面。中国低生育率的伦理原因主要表现为：政策惯性驱动下的晚婚晚育和“只生一个好”生育观念的固化降低了人们的生育意愿,女性地位提高和就业率提高后的“双重角色”对女性生育意愿形成挤压,家庭抚幼养老功能弱化降低了生育的内在动力。构建中国低生育率危机的应对策略需要多管齐下,尤其要加强新时代人口责任伦理建设：一是重塑青年婚育责任伦理,提高人们对婚育价值和意义的认识;二是重构家庭生育责任伦理,倡导和鼓励家庭成员分担生育、养育、教育责任;三是重建关爱女性责任伦理,以尊重女性和关爱女性为价值导向,以尊重女性生育权利、保障女性经济权益为目标,努力营造尊重女性道德人格和生育权利的社会文化...     

儿童津贴能否有效刺激日本的生育率？

国际上,一些国家正面临着生育率极低的问题,日本就是其中的一员。日本政府最应该重视生育率问题,因为日本社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老龄化。根据联合国2009年发布的数据,预测到2050年,日本人口的依赖率（14岁以下儿童及65岁以上老人的数量之和与其余人口数量的比值）可能会增长到95％。     

中国生育率转变的人口自效应研究

生育率变动的规模效应将长期存在 ;生育率变动的年龄结构效应将在正效应和负效应交替 波动中逐渐收敛 ,最终趋于消逝 ,不如规模效应存续时间那么久远。我国人口发展战略应始终兼顾规模 和结构两种效应。我国未来人口老化的加深、人口高'红利'的消失、人口高'负债'的形成 ,是以往和现在 多个时期、多个阶段、多种因素促成的。就生育率而言 ,它包括以往过高的生育率 ,也包括后来较低的生 育率。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 ,我国各地区共同的任务应该是创造条件进入稳定的适度低生育水平。     

基于年龄移算法的人口预测

文章利用了年龄移算法,基于2010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的部分数据对我国人口总量、老龄化、人口结构等在短期和中长期两个阶段分别进行了预测分析,其中重点讨论了修正后的总和生育率取高中低三种水平环境,最后提出了一种动态的渐进修正总和生育率模式对人口总量和结构的影响。可以说,若统计资料在合理的误差之内的话,用年龄移算法对短期的预测结果应该是相当之好,其预测结果是有价值的,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制定上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中国2000年以来生育水平估计

文章根据公布的第六次人口普查的人口总数,利用第五次人口普查的人口数据,通过模型模拟的方法对中国2000～2010年的平均生育水平进行了估算。结果发现,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中,普查的人口总数和历年的总和生育率存在明显的自相矛盾;如果2010年第六次普查的人口总数是真实的,则历年公布的总和生育率明显偏低。在考虑2000年五普人口总数存在低估的情况下,文章估计2000年以来的平均总和生育率为1.57左右。     

中国人口负增长背景下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问题研究

人口规模巨大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特征,当前我国人口除了规模巨大外,还呈现出“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少子化”的特征,面对人口新形势,适度生育是保持人口长期动态平衡的关键。低生育率情况下,国家政策如何促进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是一个紧迫的时代命题。本研究从生育率持续低水平将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深层次结构性挑战、我国人口负增长产生的原因及生育支持体系建设的历程、现状以及面临的瓶颈入手,借鉴日本和新加坡的生育支持经验,从政策顶层设计、生育政策属性、紧迫的现实问题、“一胎体验感”、政策制定的前瞻性和包容性等方面提出了完善中国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思路和建议。     

人口逆淘汰的统计分析

人口逆淘汰是指在人口再生产过程中高素质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逐渐缩小,低素质人口所占比例逐渐增大的一种人口再生产现象或模式。人口逆淘汰是我国面临的一个不能回避、必须认真对待和努力解决的问题。一、人口逆淘汰问题的争议我国是否存在人口逆淘汰？这在理论界是有着争议的。观点一：在人口再生产过程中,我国存在着人口逆淘汰问题。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自60年代中期特别是实行计划生育以来,我国乡村人口出生率大大高于城市人口出生率,本来具有庞大基数的农村人口在快速增长。由于我国长期存在着的城乡差别,城市的经济条件、生…     

社会福利与生育率影响机制的理论探微及实证辨析

作为社会福利的子集,生育福利被多数研究和政策实践认为有助于生育赤字治理。但发达国家近几十年来的实施效果却差强人意,过度的生育福利增加了政府财政负担,部分国家因此陷入“福利陷阱”,拖累了经济增长,生育福利“错配”甚至导致某些国家民族结构出现较大改变,给未来带来隐忧。基于理论—实证双重视角,社会福利对生育率有正负两方面的影响,其净影响究竟如何,理论层面难以定论。经验数据表明,社会福利与生育率间呈微妙的负相关关系,生育福利短期或许有助于低生育率的轻微反弹,但长期看不容乐观。“福利陷阱”与“低生育率陷阱”两者共生是人口和家庭再生产激励倒置的必然后果,只有降低子孙后代的公共产品属性,提升生育行为的家庭回报率,把适度生育福利供给与中华优秀传统生育文化复兴紧密联系起来,配合其他公共政策强化对新生代的婚育教化,实行东方之治而非西方模式才能克服人口危机。     

未来中国人口红利变化

“人口红利”是指当人口生育率下降时,人口抚养比随之下降,在照顾儿童和教育青少年等方面的开支可相应地缩减,节省下来的资金可用于推动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应用队列累计生育率分析我国生育水平变动趋势——兼与郭志刚教授讨论

本文对反映生育水平的两个基本指标——总和生育率和队列累计生育率进行分析,肯定多年来多个调查所得到的队列累计生育率的数据质量。尽管队列累计生育率反映的是"过去"而不是"当前"的实际生育水平,但历次调查所反映出的1990年代以来生育水平变化趋势是持续下降,并推断近几年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1.6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