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与中国城市化的地区差异研究

文章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差异系数分析技术考察城市化水平的地区差异,并对这种差异的形成进行了实证分析,主要考察了高等教育投资和中等教育投资对城市化的影响,并通过生育率等指标予以扩展.研究表明,中国地区之间的城市化水平差异显著,而人力资本水平对城市化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人力资本能够促进城市化水平的提高.     

21世纪我国人口老化与生育政策选择

本文通过对不同生育率水平和不同生育政策选择方案下的我国21世纪人口发展趋势的预测,可以判断,制约我国21世纪初期的生育政策选择的因素不仅仅是人口总量压力,在实现人口规模控制在16亿以内的前提下,人口老化成为制约我们选择何种生育政策使我国21世纪中后叶人口年龄结构趋于优化的首要因素。     

增加政府公共财政支出是否有助于改善生育率？——基于OECD国家的经验分析

生育率较低是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普遍问题,世界各国都采取了不同的政策来改善生育率。本文采用OECD的21个国家从2001年-2015年的面板数据,通过门槛回归模型来检验增加政府公共财政支出是否有助于改善生育率,同时检验了其他不同解释变量对生育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其他解释变量人均GDP、政府公共财政支出、税式支出、死亡率、失业率、教育支出和流动人口数量对改善生育率的影响显著。如果政府的公共财政支出占GDP比重较低时,增加公共财政支出对改善生育率影响不显著;如果政府的公共财政支出占GDP比重较高时,增加公共财政支出对改善生育率影响显著。从长期考虑,政府要合理安排公共财政在社会福利、医疗和教育等方面支出,不能一味的简单增加公共财政支出,对于政府公共财政支出必须要合理规划和适度投入,还要完善其他配套的社会政策,以达到财政政策对于提高生育率的激励效果。     

21世纪以来欧洲生育率反弹成因分析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21世纪以来欧洲生育率在经历了持续低迷后开始出现反弹。本文基于西方“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和“低生育率陷阱”假说,从理论层面和现实层面对欧洲生育率反弹的成因进行剖析。研究发现国际人口迁移、文化嬗变作用下的个人主义思潮、宗教弱化、非婚生育观等是欧洲生育率反弹的重要影响因素。欧洲国家多年来通过现金补贴、税收减免以及完善公共服务等政策强制降低了“低生育率陷阱”的自我强化机制,阻止了生育率的持续下滑。由于欧洲各国的文化传统、社会结构、经济发展等存在差异,所以在制定促进生育率反弹的政策时具有不同的思路和侧重点。文章通过数据分析总结欧洲各国总和生育率反弹的方式和程度,并对欧洲典型国家的生育支持政策的效果进行简单评估。研究发现以减轻女性照顾家庭的责任,保障女性在职场的权益为出发点的“去家庭化”政策比主张传统的家庭分工,女性照顾家庭的“再家庭化”政策更为有效。而兼顾“去家庭化”与“再家庭化”政策的国家生育率反弹最为明显。     

稳定低生育水平战略决策的回顾与前瞻

我国提出计划生育政策和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战略决策有深刻的历史背景,是对我国国情的理性判断.而当前我国的人口问题已不同于实行计划生育以前的人口问题,除了人口数量依然需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外,人口质量、结构、流动迁移等问题比以前更为复杂多样,也需要得到充分关注.如果不能把低生育水平稳定住,各种人口问题会变得更加严峻,因此,稳定低生育水平是我国在人口问题上重大战略决策的继续和完善,是理性的选择.通过节约人口投资、推动城乡改革、提高我国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缓解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为提升两代人的人力资本创造条件.稳定低生育率能促进生产力发展,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实现社会的和谐进步.此外,稳定低生育率还为我国庞大的人口转化为丰富的人力资源创造条件.虽然继续稳定低生育率也必将伴随一些负面影响,但总的来说对我国今后经济社会发展利大于弊.生育水平并不是越低越好,根据人口发展的特点,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总和生育率(TFR)稳定在1.8左右在一个时期内是较优的选择.     

低生育率自我强化效应的社会学机制的检验与再阐述

本文从低生育率陷阱原假说出发,利用低生育率典型地区宜昌的调查数据检验并尝试重新阐释低生育率自我强化效应的社会学机制。数据结果表明,社会学机制的自我强化效果是存在的,保证其作用发挥的理想家庭规模是通过纵横两个方向的社会化过程习得的。纵向社会化的学习来源是育龄人群的父母的子女数量,横向社会化的学习来源是育龄人群的同辈人的常见子女数量和其所处的计生政策环境。社会化过程具有退行性特征,因此育龄人群的理想家庭规模更倾向于较小的值,在社会学机制的作用下,育龄人群最终生育数量更倾向于小于其父辈。由此,低生育率实现了代际传递,进而实现了自我加强。但是这并不表示这种自我强化机制是不可改变的。     

由广东和上海看城市化对人口控制的关键作用

1993年上海首次出现人口负增长以来,人口生育率连续保持负数,其人口绝对数增长主要缘于人口的机械增长。同时,北京、天津、沈阳等城市也陆续出现了人口生育率的急剧下降。而与此相对应的,是广东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经济发展的领先省份,深得市场经济风气之先,其人口控制却是老大难省份。通过两者对比,笔者认为,市场经济只有与城市化、现代化相结合,才能起到人口控制的作用。     

生育率结构性变化与新生人口激增——基于北京的APC模型实证研究

在全国新生人口不断减少的背景下,北京新生人口在2005-2010年却出现了跳跃式增长,常住人口数量、育龄妇女规模和总和生育率的变化均不能有效解释这一现象.本文采用分年龄结构的育龄妇女生育动态数据,基于APC模型对新生人口激增背后的生育率结构性变化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育龄妇女生育高峰年龄滞后、高龄妇女生育率提高使得生育率发生结构性变化,是北京新生人口激增的根本原因.APC模型估计结果显示,1970年前后出生的育龄妇女生育意愿最高,并处于生理生育高峰,对新生人口增长贡献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