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育悖论背后的深层逻辑

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少数几个进入很低生育率状态的发展中国家之一,这种超前于现代化发展水平的状态成为一个悖论。破解中国低生育率之谜,需要从中国特殊的社会结构性因素入手。研究认为,中国生育悖论的背后有经济、文化和制度3个层面的逻辑,在各自的作用机制及其合力作用下共同构造了一个充满张力的社会场域,通过个人生命历程的高度制度化,对个人的生育意愿和生育决策产生直接和强烈的影响,并形成低生育行为模式的路径依赖,或者说陷入一种结构性低生育率陷阱。这3条逻辑都有其历史根源,是一种长期性、结构性的社会构造力。因此,低生育率社会场域在短期内难以破局。在低生育率的政策应对上,不仅需要消除性别歧视和“母职惩罚”,促进“工作-生育”平衡等生育友好政策,更需要深化各项民生制度改革,从根本上消除或调整抑制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结构性因素。     

计划生育 适度结束“一子化”时代

未来的养育2010年,最初的80后将要30岁了,而我国的计划生育国策也刚好执行到了第30个年头。正是这一政策为我们造就了现在作为独生子女而集体成熟的80后,也使得我国的人口增长率迅速的回落,人     

不同计划生育政策下的我国人口预测研究

文章以计划生育政策、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率、出生率为解释变量,建立我国总和生育率的多元回归模型.将该模型导入到人口发展方程中组建联立方程模型,对我国不同人口政策下的人口状况进行了预测.预测结果表明:如果维持现行政策不变,人口峰值会在2021年达到13.7亿人,人口结构呈快速递减型,“少子老龄化”现象严重;如果取消现行政策,人口会迎来报复性增长;如果适度放松政策,人口峰值会在2045年达到15.2亿人,人口结构会向平衡的自然更替水平发展.适度放松政策是比较合理的选择.     

人口老龄化机制研究:基于生育率持续下降视角

人口老龄化现象主要通过人口转变理论解释,由于生育率下降不满足经典的人口转变理论设想,人口转变理论对人口老龄化的解释力受到挑战。从制度的角度研究社会养老制度建立以后形成的"社会养老、家庭养子"对生育率的影响,以期解释人口转变结束后生育率持续下降的原因,从生育率下降视角研究人口老龄化机制。研究发现,在"社会养老、家庭养子"制度下,养子收益减少、养子成本提高、家庭养子资源比例减少,使家庭生育率下降,生育率下降导致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提高养子成本、降低家庭养子资源比例,由于家庭缺乏养子激励,生育率进一步下降,进而导致更严重的老龄化。老龄化一旦形成,具有不断强化的机制。     

2000年以来中国城乡生育水平的比较分析

我国城乡生育水平、发展趋势及差异程度的对比研究对于人口发展问题意义重大。首先通过运算,得出了城乡总和生育率指标数值,呈现出2000年以来十年间城乡生育状况,然后对这些数据进行了细致的比较与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尽管十年中生育水平呈现波动状态,但农村总和生育率一直都低于1．8,城镇则低于1．3,差异近几年有逐步缩小的趋势;城乡生育水平差异主要来自二孩生育率的差异,二孩生育率近十年来有微弱上升趋势;一孩生育率受民俗等因素影响较大,城镇波动大于农村;平均生育年龄推迟现象在城镇、农村一直都在缓慢持续。     

低生育率背景下的完善人口计生利导政策的研究——以苏州吴江为例

为了鼓励人们计划生育,国家陆续出台了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的节育技术,到目前的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政策,主要目的都在于激励群众自觉生育,减少违法出生的人口,稳定低生育水平。     

再论大城市超低总和生育率中外来流入人口的分母效应--与郭志刚教授商榷

郭志刚教授对本人原文的潜在含义存在一定误解,其所做检验不足以否定本人原文的基本结论.出生漏报和育龄妇女婚育年龄推迟过程中对京津沪超低TFR的影响因素固然存在,但外来流入人口的分母效应同样不容置疑.     

生育文化、生育制度与生育率——兼论三孩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的可能效果

随着中国少子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如何促使生育率回升至适度水平成为政府和学界重点关注的议题,其中以三孩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为代表的鼓励型生育制度和以“多子多福”为核心的传统生育文化被寄予厚望,希望借此帮助中国摆脱“低生育率陷阱”。然而,研究发现：中华文化圈国家或地区的生育率远低于其他国家与地区,而海外华人则是所在国生育率最低的族群之一,传统生育文化在现代社会已然发生了嬗变,对促使低生育率回升的作用已十分有限,取而代之的是“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甚至不婚不育”的现代生育文化,并形塑起一种内生性的低生育率机制。与此同时,欧洲和东亚国家通过构建鼓励型生育制度后依然深陷低生育率陷阱,无法有效刺激低生育率回升至适度水平。中国三孩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的预期效果同样不容乐观,而生育文化、生育制度和生育率之间存在着十分复杂的互构关系,亟需从结构性和内生性的“文化—制度”视角去重新审视我国生育率转变的形成机制。     

中国家庭孩子教育成本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当前我国已处于深度低生育水平时期,家庭规模缩减、少子化特征愈发突出。同时,生育政策进一步调整优化,优生优育的观念获得普遍认同,在较高的教育期望驱使下,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在孩子的教育方面花费更多的时间和金钱。本文基于2019年全国人口与家庭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利用多层线性模型、似不相关回归等分析方法,研究低生育率背景下中国家庭孩子的教育成本投入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宏观层次的地区经济、教育发展差异和微观层次的家庭社会经济资源都是影响教育成本差异的原因。地区之间家庭教育成本差异大多源自家庭及个体层次特征构成的不同,仅有地区平均受教育年限具有独立影响。宏观因素还会对微观因素的影响产生调节作用,使稀释效应、家庭资源优势等各种效应更加凸显。资源稀释效应在低生育率背景下仍然成立,但出现了女孩的教育经济成本投入超过男孩的现象。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的影响因素存在共性和差异。在家庭内部分工方面,母亲承担了更多的陪伴和教育子女的责任,父亲的时间成本投入有明显的城乡差异。为了改善家庭面临的教育成本问题,应针对不同地区、不同阶段家庭教育成本的差异化特点,制定更具针对性的家庭支持政策;应倡导父母双方共同参与孩...     

论“三步走”中国人口发展战略

纵观21世纪上半叶我国人口态势和特点,"五大人口高峰"相继到来:人口总量高峰将在2030年前后到来;10多年后劳动年龄人口即可达到最高峰值;本世纪中叶将迎来人口老龄化高峰;流动人口已临近最高峰值;出生人口性别比达到新的高峰。以人口零增长为战略目标的人口发展战略,根据"着陆"方式的不同,分别可称之为"硬着陆"、"软着陆"和"缓着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20年和更长远一些时间的人口发展战略,应建立在"软着陆"方案的基础上,这个方案并不要求生育率继续下降,相反,在稍有回升后才保持相对的稳定。具体的生育政策选择为:全面不分城乡,双方均为独生子女者结婚一律允许生育两个孩子;农村一方为独生子女者结婚,允许生育两个孩子,现在也可以实施,城镇可暂缓几年,2010年以后组织实施为宜;在有效制止三孩及以上多孩生育条件下,农村可不分性别普遍生育两个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