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城镇化如何影响生育率?——基于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的研究

文章采用1980²010年全国30个地区的数据,建立空间面板数据模型,考察不同质量城镇化对生育率的作用机制及差异。实证结果发现:城镇化对生育率下降不仅存在直接影响而且存在空间外溢效应;生育观念的扩散效应和生育行为的模仿效应是城镇化发挥作用的基础;不同质量的城镇化对生育率的作用机制存在差异,"户籍人口-城镇化"对本地生育率影响较大,而"流动人口-城镇化"对周边地区影响很大,说明人口流动是生育观念传播扩散以及生育率地区差距缩小和收敛的重要原因;城镇化进程中生育率持续下降在一定程度上仍是计生政策约束的后果。未来伴随着城镇化加速发展,全国的生育率(尤其是发达地区的生育率)将超越适度低生育率的目标而继续下降,尽快放宽计生政策,研究出台鼓励生育的公共政策,有助于防止生育率过度下降。     

中国近期生育率的再估计

文章利用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普查和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在假设2010年普查漏报率与1990年普查漏报率相同的条件下,再次估计了2005年以来中国的生育率。普查同队列人口的比较计算表明,1990年0~5岁人口漏报率高达7.7%。以此漏报率调整了2010年0~5岁人口,进而推算相应年份的出生人口和生育率。同时,又通过总和生育率与出生率之间的关系,利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率,间接估计了2005年以来的生育率。这两种方法得到的估计结果虽有差异,但可以认为存在一致性,也进一步证实了以往一些研究使用不同数据和方法进行估计得到的结果。估计结果表明,中国近期的生育水平不会低于1.5,很有可能在1.6左右的水平上。文章亦对研究假设和可能存在的缺陷进行了讨论。     

中国人口发展预测模型的构建与应用

文章利用<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中的部分数据,以2001年为初始年份构建了按年龄分布的女性模型-Leslie模型,对中国未来人口进行了长期预测.并得出结论:我国在短期内不缺少劳动力,但须加强劳动力结构方面的调整.文章还分别就人口老龄化问题、人口抚养比进行了分析,并得到了我国老龄化在加速,人口抚养比呈现增加的趋势的结论.     

基于内生增长理论的人口生育率问题研究

以成本-效用理论为基础构建一个人口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来考察经济发展对人口生育的影响。数值模拟结果表明,在稳定状态下经济发展与人口生育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实证结果验证了理论分析的正确性。     

“安老怀少”:构建高质量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在低生育率和老龄化背景下,要实现老有所安和关怀少年的成长,国家体系化的高质量养老公共服务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分析“一老一小”人口形势、生育意愿下降背后的原因,研究建立健全养老服务体系的路径。研究认为,构建高质量公共服务体系要强调“一个中心”:敬老爱幼、安老怀少;“两翼互动”,打造老年友好型社会和生育友好型社会;“四轮驱动”,即高质量取决于服务的福利性、有效性、可及性和及时性。研究还认为,对高龄老人、独居老人、空巢老人和失能老人群体的服务是养老服务业的重点人群,老年友好型社会的养老责任包括对这些人群的兜底养老、普惠养老、公平养老和品质养老的责任,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包括老年的价值友好、文化友好、政策友好、环境友好和服务友好;生育友好型社会的生育责任包括适度生育、优化生育、生育服务和生育保障的责任,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则要体现生育的价值(文化)友好、福利友好、婚姻友好和服务友好。研究表明,在全方位构建现代化“安老怀少”统一的政策、制度和社会公共服务体系中,社区是关键环节,需要顶层设计和分类推进相协调,才能实现人口均衡发展与国家高质量发展的双重目标。     

子女教育支出对育龄夫妇生育意愿的影响CSSCI

人口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给我国社会经济带来严重影响,在成本约束性生育文化逐渐形成的背景下,教育支出的持续增加对生育意愿有直接影响。2021年双减政策的出台及试点的推行,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教育支出成本依然存在。文章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8年的数据研究了子女学前教育阶段和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支出对育龄夫妇生育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除低收入家庭外,子女教育支出的增加使得育龄夫妇生育意愿下降、二孩生育意愿和三孩生育意愿的概率下降;与2010年相比,2018年的学前教育阶段和义务教育阶段的平均教育支出增加了2倍,且课外辅导费用上涨幅度较大。因此,降低义务教育和学前教育阶段的支出是提高育龄夫妇生育意愿的重要手段,结合目前双减政策的落实,一是着力规范义务教育和学前阶段的培训市场。二是注重学前和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育本位的提升,完善课后服务政策,让双减政策的精准落实和生育率的逐步回温实现共赢。     

内生增长要素与城乡收入差距

城乡收入产生于城乡部门不同的生产函数。其突出特征是,人力资本要素在城乡经济中的重要差别,而人力资本的差别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城乡家庭生育率的不同选择。相对于城市来说,农村地区的高生育率和低人力资本积累率所导致的低水平均衡,是农民收入增长困难的重要原因;而城市部门已进入低生育率、高人力资本存量和积累率所推动的持续增长阶段。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政策的主要着眼点,应是促进农村家庭人力资本积累率提高和生育率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