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口变动对教育发展的影响及对策

20世纪的最后 3 0年 ,我国人口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人口变动已经并将继续影响我国教育的发展 :生育率的下降使小学在校生规模缩小 ,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使不同年龄层次人口对不同教育层次的需求发生变化 ,人口分布的变动要求教育网点分布作相应改变。在部分地区 ,教育的发展未能充分考虑人口的变动已经带来不良后果。文章建议 ,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教育资源的作用 ,尽可能满足不同层次人口的教育需求 ,一要高度重视理论研究 ,二要科学进行教育决策 ,三要及时调整教育投资结构 ,四要重新规划教育网点     

从政府到非政府组织：计划生育工作机制转变及其对生育率的影响

本文通过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实施过程与人口转变历程的分析,探讨了计划生育工作机制的转变过程,特别是对非政府组织(NGOs)对降低生育率的影响途径与机制进行了研究,并据此探讨并提出了适合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需要的计划生育实践模式。     

可持续发展与少数民族地区的计划生育政策--吉林延边朝鲜族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少数民族低生育率比较研究

本文从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和2000年3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简称《决定》)出发,通过对我国人口生育水平的时间和空间分析,提出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工作难点关键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并以吉林延边朝鲜族和新疆少数民族生育水平为例,进行了比较研究,得出结论:对少数民族的计划生育优惠政策实际上是“好心照顾他,反到害了他”,只有降低生育率才更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外来人口与我国城市低生育率

最近梁秋生和郭志刚二位教授围绕京津沪大城市超低生育率中外来人口的分母效应展开了讨论。他们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本文利用2000年人口普查千分之一抽样原始数据,对城市超低生育率中的外来人口分母效应作了进一步的检验和分析,认为外来人口的分母效应的大小,既与外来人口的规模,也与外来人口的生育水平有关。京津沪地区超低生育率中的外来人口分母效应并不存在,其原因是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的生育水平没有差别。对于全国城市地区,尽管外来人口的生育率显著地低于本地人口,但是由于外来人口规模不够巨大,它的分母效应也不太大。作为对比,广东省是最强烈体现外来人口分母效应的例证。不仅外来人口的生育率只及本地人口的一半,而且育龄妇女中外来人口占近30%,所以其分母效应非常明显。     

以"人口安全"引领计划生育综合改革--来自宜昌市的调查

文章总结了宜昌市近年来计划生育综合改革的经验,探讨了未来时期计划生育综合改革的走向问题."3+S"推进方案是宜昌市综合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实施方案.人口与计划生育综合改革实际上包括计划生育和人口发展两部分.前者解决的是生育、节育和不育问题;后者解决的是结构、功能和发展问题.计划生育改革要有助于而不能有害于人口的健康发展特别是人的全面发展.综合改革需要宏观的战略指导,而不能仅仅停留在机制的层面上,需要在理论和战略上认清一些问题.     

论城市化进程中的人口现代化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尤其是农村人口占多数的国家。在我国把城市化作为社会经济新一轮发展的重要载体，走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人口城市化道路，探索实现现代化的途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就如何加快城市化发展步伐与如何科学地选择人口城市化战略、城市化与人口现代化问题、当前在城市化发展中人口现代化的现状问题，     

浙江“新家庭计划”与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调查与思考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养老保障以家庭养老为基础和主体，辅以集体供养、群众互济和国家救济相结合的养老方式。随着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和计划生育政策的成功实施，传统的养老保障体系面临着严峻的考验：集体经济提供的养老保障体系已基本瓦解，新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还远没有形成，家庭养老保障的功能和资源正在不断减弱和减少，农村养老保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非政策因素对我国生育率影响的量化分析

以西方生育率变动理论为依据,利用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省区截面数据,采用路径分析法对影响中国生育率的非政策因素进行量化分析。目前对生育率直接效应最大的非政策因素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妇女的受教育状况次之,避孕节育对生育率的影响已经减弱;同时还发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主要是直接或通过教育因素间接对综合生育率产生影响,而教育对综合生育率的影响除了直接或通过避孕节育间接发生作用外,还有一些影响是通过模型以外的其他要素来发生作用的。     

对我国未来“内生型”极低生育率水平的预警分析

本文通过对世界“内生型”极低生育率国家和地区的生育率主要影响因素分析,采用横截面替代方法得出了在极低生育率条件下生育率影响因素的替代系数,并对我国生育意愿达到“内生型”极低生育率的时间进行了估测,为我国调整生育政策避免进入“逆马尔萨斯”陷阱的人口危机做出了预警,并结合实际对我国生育政策微调提出了相关建议。     

增加教育投入或可减少低生育率负面影响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人口统计学教授彼得·麦克唐纳的研究报告《低生育率：东亚的困境》称,良好的教育可以帮助东亚地区降低低生育率带来的负面影响。麦克唐纳表示,从长期来看,当一个国家的生育率下降,其劳动力规模也会随之下降,这将为社会、经济带来一系列挑战。他说,低生育率现象一旦形成就很难扭转,这将产生“低生育率陷阱”。“为了降低低生育率造成的负面影响,政府可以尝试增加教育投入”。他解释称,“众所周知,良好的教育有益于人们的健康、财富和幸福,且教育水平与寿命预期和经济增长间呈正相关性。因此,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比起其他人可以工作得更久,同时也有更多的途径服务社会。”另外,麦克唐纳还表示,东亚国家可以通过帮助女性在生育后重返劳动力市场来鼓励生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