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列视角的中国人口内在增长水平研究——基于终身生育率两种估计方法的比较

通过比较终身生育率的两种估计方法,本研究发现,利用同是队列指标的初育年龄测度终身生育率在反向"预测"过去时明显优于总和生育率估计法,而在正向预测未来时则具有更强的稳定性。运用不同的终身生育率估计值测算中国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的结果表明,从20世纪70年代初进入生育期的育龄妇女开始,人口的内在增长水平就已为负并持续下降,与此同时,偏高的男女性别比需要高于2.1的更替水平才能保持人口稳定。中国人口1970年以后持续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预期寿命的持续提高,以及育龄妇女占总人口比例相对较高。今后生育政策的调整不仅需要关注当年人口出生率即人口金字塔底层的数量变化,而且要考虑对未来人口结构即人口金字塔形状的影响。此外,在监测人口增长时应继续重视初育年龄变化对人口增长的作用。     

我国总和生育率的县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全国2 357个县(市、区、旗等)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运用四分位图法归纳总结我国县域总和生育率的整体空间分布规律:东北、东部沿海最低,华中、华北、青藏地区次之,西南、华南地区最高。运用空间探索性分析方法对我国县域总和生育率进行空间相关性分析,在此基础上,利用空间误差模型分析县域总和生育率差异产生的原因,结果表明:经济越发达、妇女受教育程度越高、离婚率越高,县域总和生育率越低;享有适当宽松的生育政策或传统生育观念越强的地区,县域总和生育率越高。文章分析了东北、东部、中部、西部四大区域内部造成县域总和生育率差异的原因。     

生育支持政策对生育率影响的国际比较及启示——兼析城镇化进程中隐性家庭代际责任对生育率的影响

本文基于1970-2020年欧盟27国及新家坡、日本、韩国的经验数据,实证分析了生育支持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结果显示：由于隐性家庭代际责任的差异,儒家文化传统地区与欧盟国家的生育支持政策效果差异显著。欧盟国家的生育政策显著促进了地区生育率的提升,且当生育率回升至1.5附近,生育政策的效果更加稳定;而儒家文化传统国家的生育支持政策与生育率变动之间的关系不显著。其背后反映的是不同地区家庭隐性代际责任的差异,以欧盟国家为代表的西方家庭隐性代际责任较弱,这使得生育支持政策可以更好的对接家庭生育需求,进而推动地区生育率回升;而儒家文化传统国家的强家庭代际责任使得这一地区的隐性家庭生育成本更高,导致该地区的生育支持政策效果不显著。同时,由于隐性家庭代际责任的长期性与连续性,城镇化进程中,隐性家庭代际责任对生育率转变产生了长期且显著的影响。不同地区生育支持政策效果的差异,凸显出儒家文化传统地区在提升低生育率方面面临的特殊困境,这一地区的生育支持政策需要社会支持体系的辅助,更加全面的社会保障措施,有助于系统性降低长期家庭生育成本,促进低生育率回升。     

全面二孩政策对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影响:2017-2050

通过2000、2010年两次人口普查数据结合各年统计年鉴相关数据,对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新增出生人口进行估算,预测2017-2050年总和生育率的变化趋势.进而利用队列要素法预测了全面二孩政策对我国2017-2050年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内部结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虽然无法改变未来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下降的大趋势,但是能够减轻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下降的程度:到2050年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低方案、中方案、高方案分别比现有政策不变时多出2993万、5374万和7585万劳动年龄人口;与此同时,该政策的实施能够提高青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比,降低高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对于优化劳动年龄人口结构有一定效果.     

生育激励与个人所得税 ——理论逻辑与经验论据

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要进一步“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在厘清税收激励生育的理论逻辑基础上,运用工资税模型,获取OECD国家对此的经验论据。结果显示,许多国家运用税收政策向有子女家庭提供正向激励,且更注重中低收入家庭。进一步分析发现,通常为符合资格条件的儿童设计相同的或递增的定额税收优惠,甚至为大规模家庭赋予额外优惠;将儿童税收宽免转化为抵免,引进收入限制和可退抵免制;单亲家庭可享受额外优惠,而已婚家庭还通过个人申报纳税、婚姻优惠、家庭申报纳税等多种举措受益。应汲取和借鉴OECD国家的成功经验,逐步构建我国“生育友好型”的税收制度。     

子女孩次性别结构与女性再生育——基于孩次性别递进生育率的分析

现有子女的孩次性别结构是影响女性再生育的重要因素。使用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和时期孩次性别递进生育指标对女性生育水平进行了测算。结果显示,女性普遍生育但终身只生育一个孩子的比例很大,基于孩次性别结构的生育行为体现了男孩偏好;城市和镇在生育第一孩时就存在性别选择;第一个孩子是女孩的女性生育二孩的可能性较大,且二孩是男孩的比例显著大于是女孩的比例;第一个孩子是男孩的城市和镇的女性大部分不再生育,而农村女性有很大比例会生育二孩,但几乎不存在性别选择。采用某地区2019年的数据进行补充验证,同样发现:只有一个女孩的女性相比较只有一个男孩的女性生育者生第二孩的可能性要高很多,以上研究发现对当前二孩生育行为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关于京津沪超低生育率中外来人口分母效应的检验

本文质疑梁秋生论文中控制外来流入人口以后京津沪大城市总和生育率均高于 1 0的推算结果 ,并根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 1‰抽样样本的京津沪育龄妇女案例进行了检验汇总。按两种不同口径的汇总结果都表明 ,京津沪户籍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远远低于 1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