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第七次人口普查看中国低生育率问题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利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对中国低生育率问题进行分析和再认识。研究发现长表数据和短表数据对总和生育率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全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292,处于较低水平;采用去进度效应的总和递进生育率指标对递进生育的孩次结构进行分解,一孩递进生育率明显下降;育龄妇女平均生育年龄提高到28.98岁,峰值生育年龄推迟到28岁,一孩、二孩平均生育间隔时间由4年缩短到3.11年。年龄别育龄妇女有配偶比例迅速下降,育龄妇女年龄结构迅速老化,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育龄妇女未婚比例快速上升,育龄人群受教育程度不同对子女的受教育预期明显不同,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育龄妇女比例迅速提高,进一步强化生育率的下降和生育水平的受教育“梯度”差别,从而导致低生育率的人口学和社会学机制的形成且保持稳定。为应对我国今后一个时期面临的低生育率或超低生育率陷阱这一突出问题,需要着重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科学分析超低生育率的社会危害性,全面把握传统生育文化精髓,营造适宜生育的良好社会环境;二是结合各地具体实际,着力解决生育相关重点难点问题,探索解决人口问题的新方法和新路径;三是全面、系统和前瞻性研判中国人口发展新趋势,积极应对低生育率问题,促进全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经济发展水平、生育政策与生育率

近年来我国人口的增长速度放缓，出生人口日益下降，出生率也到达一个很低的水平，劳动力丰富的优势渐渐消失，我国未来的发展面临着严峻考验。文章基于2005—2021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法、交互效应、中介效应等方法，实证分析了经济发展水平对生育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对生育率的提升发挥着促进作用，并且这种促进作用在不同经济发展程度的地区之间存在异质性，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对生育率的促进作用强于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国家的鼓励性生育政策，如“单独二孩“”全面二孩”政策，并没有达到预期的促进生育的效果，只能减缓生育率的下降速度，并不能使生育率上升。人均消费支出在经济发展水平和生育率的关系中具有显著的反向调节作用，即人均消费支出会抑制经济发展水平对生育率的促进作用。工业化水平在经济发展水平对生育率的影响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 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

<正>人口问题是关系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问题，[1]我国人口总和生育率的下降给当前的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党的二十大报告聚焦“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这一事关民生的热点，提出了“优化人口发展战略，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重要举措，是对新时期我国人口形势的积极回应，体现了我国生育政策调整的新方向，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和长远的历史意义。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对生活本身的要求提出了更高的标准，渴望在生活上得以全方位的改善，各种民生需求更加多样化和具体化，集中体现在生育、养育、教育等方面，显示出鲜明的时代特点。     

生育率、老龄化与人口稳定发展

养育孩子的艰辛、资源有限、认识观念等因素影响人们的生育信心，进而影响生育率。在此情况下，通过提高生育率来缓解我国老龄化现象受诸多条件限制。调节生育率必须遵循客观规律，提高人口生育率并非改善老龄化现象的灵丹妙药，人口稳定发展才是改善老龄化现象的可行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