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何来“轴心时代”?(上)

雅斯贝斯的"轴心时代"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介绍到中国时,正值中国社会处于一个特殊的转折时期。雅斯贝斯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史前、古代文明、轴心时代和科技时代四个基本阶段,其中,第三阶段以公元前500年为中心,东西方同时或独立地产生了中国、印度、巴勒斯坦和希腊四个轴心文明。虽然这一理论具有反西方中心论的意味,但也必须注意到,在雅斯贝斯所划分的整个人类历史上,只有中华文明跨越着全部四个阶段,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到第二阶段绝灭了,古希腊文明则在第三阶段才开始。追溯民初以来学者早已开始的东西文明比较,更多关注的是在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中华文明的第二阶段上。20世纪初兴起的疑古思潮将中国古史"砍掉一半"、"打个对折","轴心时代"理论则恢复了晚周诸子学的合法性,但它同时继续漠视三代王官学,而三代王官学正是晚周诸子学乃至整个中华文化的源头。"轴心时代"理论与中华文明对接中的偏差,其影响将是流与源的颠倒、反题与正题的倒置和各期学术史的逐次错位。     

傅斯年、顾颉刚中山大学语史所时期矛盾考论

学界多认为,学术见解的歧异是傅斯年与顾颉刚在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时期产生矛盾的深层次原因。实际上,治学异趣在这一冲突中的“份量”究竟有多大,却值得考析。从北大国学门到中山大学语史所再到中研院史语所,其旨趣是一脉相承的,疑古思潮并非这些研究机构的集众旨趣,而“疑古”的顾颉刚却多参与其中。同时,后来竖起“史料学派”大旗的傅斯年,其早年学术性格恰在“疑古”与“考信”之间,他由疑古转向考信,可以说是其学术思想的内在发展,不必有意与顾颉刚立异,更何况顾颉刚学术思想之发展也是“始于疑,终于信”。     

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三皇五帝”研究与讨论》栏目征稿启事

<正>以"炎黄"为代表的"三皇五帝"古史体系是先秦和秦汉时期古人编制的中国远古历史,然而其真实性、与中国远古史的吻合程度始终没有得到解决。从1920年代的"疑古"到当代的"走出疑古"以及正在进行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其核心和实质都涉及对"三皇五帝"的理解与认识问题,其间充满了考究、辩驳与论争。时至今日,它们仍然是中国史学界、考古界和中国文化界以及国人乃至华人世界所普遍关心和关注的问题。为了更加深入地开展对"三皇五帝"问题的研究与讨论,力助中国远古历史的重建和认识,本刊开设"‘三皇五帝’研究与讨论"专栏,为海内外广大学者和专家搭建一个自由、开放的学术交流     

现代中国困境的全球背景:疑古还是信古(下)

文章主要讨论疑古思潮的背景、影响和代价.疑古思潮有很强的政治目的,即利用学术批评的权威推翻作为当时中国"保守派"精英分子信念基石的正统"儒家"历史观.《古史辨》的发起者和编辑者顾颉刚声称他的思想完全来自一位中国人并完全符合学术传统.其核心主张是中国古代文本中的圣王叙事是编造的神话文章反对这种说法,并将疑古思潮的背景置于...     

“赏疑从重、罚疑从轻”的管理学意义与当代价值

"赏疑从重、罚疑从轻"体现了中国古代治国理政中慎刑、好生、从厚的原则和思想,带有浓郁的民本特征,体现了中华文化的中庸之道。直到今天,它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能够更好地激发领导干部的改革创新精神,形成"上下同欲者胜"的氛围,完善容错机制。领导干部规避"赏疑从重、罚疑从轻"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必须牢固树立法治思维,赏罚分明,建立制度长效机制,确保权力始终在制度框架内运行。     

数学“源于”生活 生活“服务”数学

教育与生活是相互有关联的,教育是为了将建设更美好的生活作为动力,而生活中又处处需要教育中的知识作为基础。陶行知先生的教育理念即为“生活教育”,在这样的一个理念下,又出现了体验式教学,体验式教学是一种以学习者为主体,学习者在实际生活中通过经验了解的同时,发现问题后进行自我反思,探究,从而发现解决方法,最终获得新的知识与技能。在人类发展长河中不断累积,从而衍生出教育的内容。在不断探究教育的教学方法时,结合生活中的创造环节,衍生出独特的教学方法:体验式教学。填补了在传统教学中的空缺,得到了有益补充。     

《药师经》真伪问题新论

《药师经》宣传东方药师如来信仰,在中土流传很广。由于其第一译来源不明,僧祐认为该经是"依经抄撰"的伪经。但在费长房、慧矩对勘梵本之后,尤其是后三译出现后,佛经目录学家均倾向于认为《药师经》为翻译佛经。现代的佛教研究者因该经中有一些中国文化因素而认为其是中土所撰之伪经,并认为后三译是《药师经》梵本回流中土后翻译而成的。这种说法固然很有新意,但忽视了佛教"抄经"与"伪经"的区别,也对当时的中印文化交流状况认识不足。其实,《药师经》有着一系列的佛经渊源,汉译《药师经》也有着梵本依据,其中的异常处均能得到很好地解释。因此,目前尚不能认定《药师经》为中土所撰之伪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