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三纲”的两种含义及其历史演变

中国历史上的"三纲",本义并不是所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而是指君臣、父子、夫妇这三大伦;因为这三伦被视为一切人伦中最重要的,为人之大伦或人伦之纲,故称"三纲"。这一"三纲"本义承《尚书》《诗经》的纲纪传统以及先秦的"大伦"思想而来,经董仲舒阐发、《白虎通》界定,在汉代以来一千多年里占统治地位。宋代以来,狭义"三纲"概念,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由于朱子等人影响而日益流行,但严格说来,很难说后起的狭义代替了本义,而最多只能说狭义合并了本义。正因如此,一直到清末,仍有大量学者从本义而不是狭义使用"三纲"一词;即便朱熹、吕祖谦、真德秀、吴澄、宋濂、丘濬、湛若水等许多认同狭义"三纲"概念的人,也同时把本义作为狭义的宗旨,经常自觉或不自觉地从本义使用"三纲"一词。因此,忽略本义,将"三纲"不加分辨地等同于"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就无法理解古人"三纲"的真实含义和思想,进一步导致其被现代人歪曲甚至妖魔化。     

孟荀之争与统合（笔谈）

孟荀二分,可谓传统儒学的基本格局,相分自然相争。作为当代儒学学术之近源,宋明儒学之主流一方面奉孟学(性善论、自律、内在论)为正统,另一方面斥荀学(性恶论、他律、外在论)为异端,极力强调孟、荀在人性论等方面的重大分歧。流波所及,以牟宗三为代表的"当代新儒家"继续坚持上述判分,甚而在宋明儒学内部进一步严判正宗与别子,以至朱熹等宋明主流儒者思想中的"他律"因素无处遁形。但跳出宋明传统及其当代余绪,现当代的学术史研究者们则越来越倾向于将孟、荀等量齐观,并进而触及到了一个极具理论雄心与学术史抱负的重大课题:能否找到坚实的学理根基统合孟荀?进入21世纪以来,直接或间接涉及"孟荀之争与统合孟荀"的学术探讨,在汉语儒学研究界持续激荡。其中,李泽厚先生于2017年提出的"举孟旗,行荀学"宏论,再度挑动了学界敏感的神经,引发了关于孟荀关系的新一轮研讨热潮。大而言之,"孟荀之争与统合孟荀"事关"四书与五经关系之重估""儒家道统再定义""天人关系重思考""政治与道德关系再厘定""古今中西关系再协调"等等一系列重大议题,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有鉴于此,本刊特推出郭沂、刘悦笛、梁涛三位先生的一组笔谈,冀望推动学界进...     

鲍曼对“人的解放”的构思是否成立？

鲍曼基于特定的构思视角,通过对"人的解放"与批判理论、个体化之间共生关系的共时性反思,以及对历史进程中"人的解放"的历时性思考,呈现出对"人的解放"的双重构思路径。为了说明构思路径在面向现代性进程时的合法性,鲍曼以"理性解放"为轴心,从不同维度对双重构思路径进行理论上的自我辩护。鲍曼的自我辩护表明关于"人的解放"构思拘泥于"理性的个体"的同质性、虚假性之中,使得人无法在既定的社会历史中实现自身,其实质是"人的解放"的理论抽象。以马克思劳动解放的双重内涵对鲍曼的抽象构思进行原则性判定,可以发现鲍曼对"人的解放"的构思脱离于历史实体性内容,难以在现实性上获得成立。     

论直接执行与间接执行的关系——以金钱债权的间接执行为中心

直接执行与间接执行属于两种平行的执行方法,彼此没有孰优孰劣之分。在金钱债权执行中,直接执行通常被认为有利于迅速实现执行债权而应予以优先适用,但在间接执行更有利于贯彻"债权人中心主义"的执行程序观且不违反人道主义的情形下,间接执行不以"直接执行不能"为适用条件。对债务人的财产采取的控制性执行措施,通常属于直接执行的范畴,但也不排除执行法院交叉适用间接执行原理。间接执行的强化改变了传统的民事执行模式,《民事强制执行法》应当对不同类型的间接执行方法设置不完全性相同的适用条件。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视域中的“人民性”论纲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对人和社会的关系做出唯物史观阐释,将人的发展置于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之中,明确了社会发展是人以自身力量不断满足个体生存与发展需要的过程,历史地规定了人民是社会发展的主体。遵循人民主体的历史唯物主义认识,人民立场便内化为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政治品格,凸显了维护人民利益的价值立场和追求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归宿。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眼于满足最广大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需要,又着眼于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与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矛盾变化的需要,正是中国将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视域中的"人民性"推向更高阶段的理论自觉,也是马克思主义追求人的全面发展理想在中国不断发展的实践成果。     

马克思人民性思想的理论渊源

马克思人民性思想是在批判吸收多种理论资源的基础上形成的。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传统引起马克思对人和人类的关注;启蒙思想尤其是法国启蒙运动宣扬的人权与自由一度使青年马克思成为启蒙的追随者,开始进入探求人民性的实践领域;费尔巴哈帮助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进入现实的人;对黑格尔绝对精神的扬弃使得马克思在重新发现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中发现历史的真正主体——人民。马克思通过对上述思想资源的吸收转化书写出一幅人民至上的画卷,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同时找到一条实现人类解放的道路。     

杨林现代戏的编剧特色——以《浦东人家》为主要研究对象

以《红旗渠》《百姓书记》《浦东人家》《敦煌女儿》等现代戏创作而著称的杨林,其剧本有三个方面的特色:一是贴近时代生活,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叙写故事;二是擅于以小见大,借用市井生活来摹写时代巨变,展现时代精神;三是杨林笔下的女主角多具独立自主、坚忍不拔的品格。杨林的剧作还有一定的教化意义,值得推广传播。     

伊拉克联邦制构建与境内库尔德人问题

萨达姆政权被推翻后,伊拉克新宪法草案所确立的国家联邦制结构,对国内库尔德人问题的解决乃至西亚地区库尔德人问题的走向无疑具有重要影响。本文认为,联邦制虽然能够满足少数民族的自治要求,但也容易刺激少数民族的分离欲望,而且少数民族与居人口多数的主体民族对联邦制的理解和要求存在差异,因而联邦制并非从根本上解决多民族国家民族矛盾和冲突的灵丹妙药;伊拉克的民族、教派冲突根深蒂固,国家构建任重道远,联邦制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库尔德人问题。     

久居中亚的俄罗斯人——对异民族环境的适应问题

许多民族在历史上都有这样的情况本民族的一部分人由于种种原因远离故土,来到陌生的异国他乡,置身于全新的异民族环境中,并逐步适应陌生的环境。沙俄时期,大批俄罗斯人作为“农民殖民者”移居中亚,这些俄罗斯农民移民就属于这样一个特殊的地域群体。他们长期生活在与祖籍地不同的自然、气候条件下,与文化传统相去甚远的异民族居民交往。在对这种全新生活环境的适应过程中,他们与异民族居民建立了一种新的族际关系,并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族际交流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