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贷危机”诱因及美国应对措施分析

美国次贷危机导致大批金融机构倒闭,造成巨大损失.次贷危机的出现有其深刻的经济和社会背景.次贷危机出现后,美国政府推出"注资"、"降息"和"直接救援"三大应对措施,但是,深层次的金融风险还未充分释放.然而,美国面对这次危机时表现出的迅速反应和决策能力值得借鉴.     

东亚与拉美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比较——基于资本积累的视角

20世纪中叶,东亚和拉美基本处于同等发展水平.短短几十年过去了,一些东亚国家(地区)已跻身新兴工业化国家行列,被认为创造了"东亚奇迹";而多数拉美国家因债务危机而陷入困境.基于东亚和拉美在经济发展上的巨大差距,本文从资本积累的视角对东亚和拉美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进行比较,得到一些有益的结论供宏观决策者参考.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环境区域差异与对策研究

长期以来,我国各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发展极不平衡,这与各地区不同的外商直接投资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利用2007年的横截面数据,通过因子分析方法对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外商直接投资环境进行了比较分析.分析认为,我国各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环境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是导致各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在我国四大地区中,东部地区投资环境最好,中部地区居中,西部地区最差,东北地区内部投资环境差异最大.     

中泰外商直接投资实证研究——以泰国金融结构金融效率为分析对象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泰国作为东盟第三大经济体,以其优越的地理优势和战略地位吸引了不少中国投资者进入泰国投资,而其金融结构与金融效率对中国直接投资有着重大影响.文章通过对金融结构、金融效率及中国在泰国直接投资的分析发现,尽管泰国通货膨胀率、泰国工业生产指数对中国在泰国直接投资没有显著影响,但泰国居民消费指数、泰国商业银行存贷比率、泰国生产价格指数、泰国失业率对中国在泰国直接投资会产生负向影响,而中国与泰国之间的进出口额对中国在泰国直接投资可以产生正向影响.因此,鼓励中国投资者向泰国投资,加大两国贸易合作以及开展两国文化交流,是促进中国和泰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有效措施,也是实现互助互利,合作共赢的"一带一路"经济合作目标的有效方法.     

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分析

本文选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具有代表性的47个国家作为样本,基于近12年来我国对样本国家直接投资的数据,研究我国2004—2015年间对沿线样本国家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与以往研究结果不同的是,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对我国对其直接投资具有显著负影响,表明我国倾向于向市场规模较小的沿线国家进行投资。此外,东道国的科学技术水平、资源储备、基础设施水平、税负水平是吸引我国企业对其投资的重要因素,而市场发展潜力因素影响并不显著。     

大连金州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建立实施案件质量管理体系

<正>辽宁省大连金州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始终将提高案件审理质量作为深入践行群众路线、全面加强作风建设的核心环节,在认真做好各类劳动人事争议案件日常调解和审理工作的同时,高度重视并不断探索案件质量管理工作新举措。2013年初,仲裁院以"开标准庭,办标准案,制标准文书"为目标,制定并实施了《金州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案件质量评查规定》(以下     

国际直接投资收入分配效应的社会福利标准——理论基础、函数测量及其缺陷

经济活动可以通过社会福利判断其效应,资本流动效应则在麦克道格尔模型中得到解释和衡量。国际直接投资作为资本流动的一种特殊经济活动方式,其收入分配效应的福利判断,可以建立在福利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之上。国际直接投资收入分配效应的社会福利变化,通过柏格森—萨缪尔森方程的变化,在两人两商品的简化模型中,用国际直接投资变量加入前后的差值加以确定。柯布道格拉斯函数为国际直接投资收入分配的计量模型测定提供了基础,可以充分利用时间序列数据,测定国际直接投资收入分配效应所引起的社会福利变化。但就福利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演变来看,国际直接投资收入分配效应的福利经济学基础及函数测算,在前提假定及逻辑演变中存在一定的缺陷,主要表现为效用的主观性、外部性产生的福利变化、帕累托最优判断的冲突性问题以及社会福利的合成谬误。因此,国际直接投资收入分配效应的理论运用和实际测算应关注前提假定可能带来的风险和约束。     

意向性与心灵的“分界面”——普特南实在论思想探析

普特南通过意向性问题深入实在论研究,分析了形而上学实在论的缺失,指出意向性的非还原性和开放型的构造,并且把意向性延伸到逻辑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在这个基础上,普特南试图通过消解实在与心灵之间的分界面来避免实在论的二律背反,进而从内在实在论走向直接实在论。     

国家起源论

国家是拥有最高权力及其管理组织或政府的社会,是最大且最高的社会。因此,一方面,从人的社会本性来看,国家必然起源于每个人对于社会最大化的需要和使各种社会成为一个统一整体的需要。这是国家的内在的、间接的和终级的起源。另一方面,从国家实际的产生状况来看,任何权力无疑必然都产生、形成和起源于社会成员的普遍同意;最高权力属于权力范畴,因而必定产生、形成和起源于社会成员的普遍同意。任何两个以上的人就某种利益交换关系所达成的同意无疑都是契约。于是,最高权力或国家便必然直接产生、形成和起源于契约,起源于社会成员就最高权力所关涉的权利与义务等利益之交换所缔结的契约。但究竟起源于何种最高权力契约则是偶然的:唯有起源于民主地缔结的民主的最高权力契约,才是善的、应该的和道德的;否则便是恶的、不应该和不道德的。这是国家的直接的外在的起源。     

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双重效应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是一把“双刃剑”,既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正效应,又具有一定的负效应。本文以福建省为例,从福建省利用FDI的现状出发,详细分析了利用FDI带来的正、负两方面的效应,以此来检讨在招商引资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对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