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长篇小说之知识分子心灵叙事——重读《倪焕之》

运用文本细读法,重新审视<倪焕之>,认为<倪焕之>作为一部现代经典长篇小说,代表了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心灵叙事传统,绵延呈现出20世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集体性的一种激进性心理状态,即急切狂热坚定地追求理想,表达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社会变革中对自我价值的焦灼寻觅和痛苦抉择,其叙事特征和心灵书写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学史意义.     

略论建国初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建国初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无论发起方中国共产党还是接受改造的知识分子,都有所准备。二者都珍视传统,都对现代化有着强烈的追求。共产党使＂原子化＂民众聚合,调动了绝大多数人参与现代化的积极性,且富有成效地吸收了西方部分观念,知识分子对共产党心悦诚服。然而目标一致却不代表他们毫无分歧。随着形势的发展,思想改造运动渐趋而烈。当时批判的坏思想主要有＂崇美亲美思想＂、＂个人主义＂和＂超政治＂、＂超阶级＂和＂纯技术＂等观点。     

独头茧·受伤的狼·孤独者——重读鲁迅《孤独者》

鲁迅的小说<孤独者>有着极为丰赡的蕴含.该文从<孤独者>讲述了谁的故事,孤独者的形成过程与原因,以及孤独者的结局三个方面,对<孤独者>进行重读.文章认为,<孤独者>讲述了魏连殳、"我"以及魏连殳祖母的故事,而又统一于鲁迅的生命体验之中,孤独者的形成来自于社会的压迫,更与庸众有着复杂的纠缠,而包括魏连殳和"我"在内的孤独者,都是在孤独中反抗以至于绝望的知识分子,"我"最后对"受伤的狼"的嗥叫声的确认,标志着"我"会继续魏连殳未竟的反抗绝望的艰辛历程.     

知识分子的背离——以张承志的《心灵史》为例

身为所处时代少有的、受过系统教育并长期从事专业研究的知识分子,张承志在《心灵史》中大力倡导以“信仰”对抗“拜金”“物欲”等时代病症,但张承志的《心灵史》却呈现出强烈的反理性、反人道倾向。《心灵史》认为“贫穷必须信仰”“必须贫苦才能信仰”,拒绝对“哲合忍耶”教义做出阐释,提倡“血”和“孤绝的抗争”,离开了知识分子所应当秉持的启蒙价值立场,折射出某种形式的知识分子的自我背离。     

科学的人文品质与科技创新范式

在＂科教兴国＂的今天,科学与科学探索获得了空前的重视,但是对于科技发展和创新范式我们要注意本质主义思维的影响,本质主义思维在科研体制中容易出现明显的功利态度。为了避免科学发展陷入＂文化分裂＂状态,科技创新既要与社会的发展需要相结合,也要内涵科学家的自由探索,在当代知识分子的创新活动中需要强调科学精神中的人文品质。     

文化领导权与文化自觉语境下的农村文化建设

文化领导权理论指出：夺取和稳固政权必须牢牢掌握文化领导权,文化领导权获得的基本前提是民众的同意,依靠的主力军是有机知识分子,文化领导权的获得充满了斗争和妥协。党和政府要在农村区域获得牢固而持久的文化领导权,在农村文化建设中就必须牢固坚持AIE建设、培育乡村有机知识分子、再造农村文化自觉和自信,同时在农村文化建设中也要有所坚守和适度退场。     

寻找精神家园——论张炜1990年代以来长篇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1990年代以来,在市场经济的语境下,中国知识分子的角色认同与话语方式又一次面临危机,再一次陷入到了"失语"的窘境。而始终坚持精英立场的张炜在几部长篇小说中为我们提供了为数不多的执着寻找精神家园的人物。《家族》与《柏慧》中的"我"始终固守着最后的精神伊甸园,在抗争中坚持的是高蹈的道德理想主义。《能不忆蜀葵》中的淳于阳立在商海中碰得头破血流之后,开始了不知终点的精神朝圣之旅。这些人物为我们提供了知识分子寻找精神家园的艰难历程,他们的存在也昭示着英雄主义与理想主义依然存在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血液之中。     

浅谈姜敬爱的东北背景小说

姜敬爱创作的21篇小说中,以东北为背景的小说就有12篇。以1935年为基准,这12篇小说可以分为前期小说和后期小说。前期东北背景小说又可以分为对知识分子的否定和批判为主题的小说和农民生活和斗争为主题的小说。到了1930年代中后期,随着周围环境的恶化,姜敬爱的文学作品倾向也发生急剧变化,主要表现为失落感和挫折感。在后期东北背景小说中,这种情绪主要通过社会主义者和他们家人的变化显现出来的。     

知识分子:新的社会生产力的开创者

邓小平对知识分子的重要论述既为我们实事求是地认识和评价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提供了理论方法上的依据,也为我们认识和考察知识分子的历史走向提供了思考方式上的价值坐标。知识分子是社会革命的最先觉悟者,也是科技、教育、思想文化的主导者。我们应该从知识分子是开拓社会生产力的最先进代表的高度去把握知识分子的历史地位与时代使命。尤其在迎接知识经济挑战的现代化进程中,知识分子的独特作用必须被充分地认识,知识分子的创造劳动必须被十分地肯定,知识分子的价值贡献必须被小心地保护与发挥     

从化大众到大众化:延安知识分子的身份变迁与角色转换

延安时期知识分子经历了由潜在的化大众的启蒙者到现实中的被改造者,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对象的身份变迁与角色转换.这是当时农民为主体的政治力量崛起和文化期待旺盛的政治生态和文化生态使然,也是知识分子借助革命诉求弥补自身文化人格缺失的艰难的心路历程.经过身份变迁与角色转换,延安知识分子最终具有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所需资质,并在同工农相结合的改造过程中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