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礼堂宋本书录》作者考

《宝礼堂宋本书录》是一部重要的古籍图书版本目录学著作 ,张元济先生对该书的编辑和出版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但他不是该书的作者 ,该书的作者是宝礼堂的主人潘宗周     

用工业化推动城乡共繁荣——成都市郫县安德镇统筹城乡发展经验解析

<正>2007年8月9日。成都市社科院礼堂。整个礼堂座无虚席。近千名来自四川各地参加"全省新农村建设乡镇长培训班"的乡官镇官们聚集在这里,聚精会神地听着一场特殊的演讲报告。而台上的主讲嘉宾则是成都市郫县安德镇党委书记高建伦。     

从宗祠到文化礼堂:村落传统建筑遗产功能研究

村落建筑文化遗产的开发带动了乡村旅游的发展,在政府管理者自上而下的建设下,作为公共生活空间的村落传统建筑遗产在功能上呈现历史性的转变。本文以浙江省金华市澧浦镇琐园村个案为探究对象,对比了该村村落公共建筑从传统的"祠堂"到现代的"文化礼堂"的功能变迁,并在"乡村旅游"和"遗产运动"的大环境下,反思村落建筑遗产的主体性,从而为乡村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提供借鉴意义。     

昂首迈进强国时代

这是一次辉映历史、昭示未来的大会。大会提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时代发展新要求,吹响了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的前进号角……     

建设新型文化礼堂 构建精神文化家园

新时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求必须大力推动我国农村文化建设的发展,建设新型的农村文化礼堂是构建社会主义精神文化家园的重要措施之一。本文重点立足当前我国农村文化建设的现状,详细分析了应该如何建设新型文化礼堂、构建精神文化家园这方面的内容。     

乡村振兴视域下的农村文化礼堂:耦合逻辑与价值输出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方案和乡村建设的总方针,农村文化礼堂则是乡村振兴的一个载体。乡村振兴视阈下,农村文化礼堂的文化价值、政治价值、社会价值分别与“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三大目标发生不同程度的耦合。然而受到不同制约因素的影响,农村文化礼堂的多维价值输出正面临不同程度的考验。为此,要通过确立实效性与创收性结合的建设运行理念、完善引导性与多元化结合的参与主体结构、构建广泛性与全面性兼备的主体教育机制、打造借鉴性与创新性互补的活动开展模式、建立规范化与多样化兼备的成效考评机制等措施促进农村文化礼堂价值有效输出。     

1912—1915年初罗振玉致王国维书信日期考订——兼论王国维号“礼堂”的由来与蕴意

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虽经学者考订,仍有一些排定日期存在问题,影响我们更准确地理解他们的学术思想、政治观念等。通过对1912—1915年初罗振玉致王国维诸短札日期的考订,对于王国维号“礼堂”的由来和蕴意有更确切的认识。     

再仪式化与农村社区治理的逻辑机制——基于浙江台州市L区“乡村十礼”的实践

农村文化礼堂的再仪式化,是将传统农村民俗礼仪和儒家传统礼仪结合起来,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过程,其实质是文化再生产。浙江台州市L区"乡村十礼"的建构和礼仪实践,反映了以象征性的符号表达仪式的特定关系、礼仪文化再生产的建构方式和乡村社会转型的价值再塑方式再仪式化的逻辑机制。"乡村十礼"的实践表明,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构农民道德共同体和精神家园的仪式过程构成了再仪式化实践逻辑。"乡村十礼"为行为规范的礼仪活动,反映了政府建构乡村社会文化礼仪的价值取向、农村社区治理的文化选择和农民个体的文化意愿,也成为农村社区治理中文化治理的探索实践。     

浙江农村文化礼堂建设重要意义的思考

本文透过永嘉文化礼堂建设这个窗口,分析浙江省全面开展文化礼堂建设的现状,提高对重要意义的认识,指出:农村文化礼堂建设折射出唯物史观的科学运用,折射出物质与精神辩证关系的哲理,折射出"整体观"的方法论。对促进农村的全面建设,加快城乡一体化步伐,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农村文化礼堂建设的法治文化补强及文化法治构建——基于浙江省杭州市的实证分析

近十年来,浙江以农村文化礼堂建设为重要抓手,形成了乡村振兴、基层文化治理的浙江样本和独特经验。杭州文化礼堂建设是彰显浙江文化特色的文化地标,初步形成了浙江省委省政府与省级政府部门共同构建的相关政策与规范体系,并不断完善市本级层面的规范体系。这些文化礼堂政策和规范的出台,不断激发基层农村文化建构和文化生活营造的主体性意识,有助于改变“权力导向型”文化体制下的“文化依赖”,但当前农村文化礼堂研究大多侧重规划学、管理学、民俗学和社会学等视角,亟待加强法治视角的研究。从文化法治和“文化国家”的角度观之,基层文化礼堂建设与发展仍然存在“法治文化”关注和投入不足、缺乏“文化法治”的顶层设计等短板,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加强礼堂文化建设的“法治文化”嵌入、加强多元化乡土文化资源的公法保护以及加强基层文化“法人化治理”的法治转型。尤其是要强化《宪法》第22条国家文化引导与发展义务条款的规范作用,促进基层全面履行共同但有区别的文化法治义务,以迈向在文化法治引领和规范下的文化生活之建构,最终达致一种深嵌在农村政治、社会、文化、经济和生态中的文化法治之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