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厥语民族史诗国外研究钩沉

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等突厥语诸民族的英雄史诗蕴藏丰富,极具民族特色,是他们悠久民族传统文化的根基,也是民族文化发展的源泉。其中的很多作品早已跨越国界,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外都具有很大的影响。一些宏大的英雄史诗甚至已经成为国内外专门的研究学科。本文将回顾和展望其学术史,钩沉和总结已取得的成绩,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参考。     

古代突厥文 《苏吉碑》新释

《苏吉碑》属于墓志铭类铭文,其写作体系与叶尼塞河流域黠7斯碑铭有所不同。全文采用交叉韵形式。从碑文的书写特点、语法规则以及长度来看,创作者和书写者非常了解古突厥语。《苏吉碑》第一句可译为:我为追赶药罗葛汗来到回纥之地,从所述事件推测文献的创作时间应为公元845年前后。yarγan应是后突厥核心部族三旗突厥人或鞑靼人,而不是学者们所说的黠7斯之子。文献第7、9行后半句的mar、marmna中,mar应源自叙利亚语mār,意为师傅,通常指摩尼教传播者。这也体现yarγan是摩尼教徒。文献第4、5、6行描绘yarγan的财富和家庭成员,借以炫耀自己的声名。     

原始突厥语的拟测与突厥语民族文化特征追寻例证

世界上的语言可以分成若干语系和语族,比较这些语言形式、对应规律来构拟出突厥语民族文化特征是这篇文章的主旨。     

古代亚洲印欧语族群牛图腾崇拜研究

牛图腾文化为古代印欧语族群的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宽广的分布区域.由于中亚胡人的突厥化及其在人种和文化方面都与突厥语族群融为一体,牛图腾文化最终湮没不彰.从剖析这一文化现象入手,进而探讨古代印欧人种居民的地理分布以及牛图腾文化与狼图腾文化的融合.既有助于对印欧语族群历史文化的认识,也有助于对突厥语族群文化史的深入研究.     

现代突厥语的内部分类及其历史意义(二)

本文旨在建立一种现代突厥语的语言内部分类模式.该模式基于共时资料,但像以前的模式,它试图整合历时资料.除语音资料外,这一模式还利用了形态学、词汇学和句法学方面的资料.根据历时和地理体因素,对这些特征的分布模式进行了相互比较.由此,我们可以划分出突厥语不同层级的内部语组.而且,这些子语组可以有不同的来源.其中的一些语组是由共同的语言特征维系在一起的,在这个群的语言内部它们似乎具有可从一个时间层面传递到另一个时间层面,并构成他们共同的发生学遗传的语言特征.笔者将这类群称为发生学的(子)分支,如鸟古斯语支、克普恰克语语支、布尔加尔突厥语支等.显然,其他突厥语的子语群是由不同分支的语言组成,它们已经形成了新的区域单位,进入区域互动.诸如此类的区域群有西伯利亚突厥语.在文中第二部分,笔者从历史事实和发展的时序关系方面,对发生学分支进入子分支的内部分类过程和区域群的形成及分解过程进行了阐述.     

《突厥语辞典》的文化语言学价值

11世纪70年代编定的《突厥语辞典》中文化语言学研究对社会文化变革有较大影响、分化人文地理对语言和方言、语言接触与文化交流、诗歌谚语的哲学观念方面也是如此。本文对此进行了有益的解析。     

福清摩尼教文书《香空宝忏》与古突厥语《忏悔词》比较研究

《香空宝忏》是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的摩尼教文书,核心内容是十五条听者忏悔文,内容、结构与古突厥语《忏悔词》基本相同,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听者忏悔文汉译版本。《香空宝忏》与霞浦文书、屏南文书属同一系统,话语体系与敦煌文书一脉相承。不同的《香空宝忏》抄本,内容有异有同,符合民间文书的传播规律：核心内容稳定传承,衍增部分灵活变化。从科普特文、古突厥语、敦煌唐写本的只言片语,再到当下所见,“香空”内涵、忏悔文内容基本相同,经不同区域、民族、语言传承,带有浓厚地域色彩,但仍保持内在一致性。     

论借词对中亚突厥语族语言语音系统的影响

文章论述了中亚突厥语族语言语音系统的共性与特性,阐述了借词对中亚突厥语族语言语音的影响。首次运用历史语言学辅音音位聚合群的理论框架分析中亚突厥语族语言辅音音位系统,提出了连锁合并式音变理论。     

论纳瓦依及其名著《两种语言之辨》

本文主要对１５世纪突厥语言学名著《两种语言之辩》（Ｍｕｈａｋεｍεｔｕｌ－Ｌｕεｔεｊｎ）的内容及其句法特点进行研究。本文作者认为，１５世纪维吾尔族语言大师阿里希尔·纳瓦依公元１４４９年撰写的《两种语言之辩》不仅仅是一部比较语言学著作，而且它又是一部阐述了纳瓦依本人的语言观、创作思想及其主要文学作品的自我评价和总结的佳作。因此，该著作对于纳瓦依散文语言的研究，乃至突厥语言发展史的研究都有着很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拓跋”与“桃花石”（“絛贯主”）两名关系新探

北魏统治民族的名称“拓跋”,北朝时东罗马帝国史料所记东方的Tαυγáστ（Taugast）国,各种突厥语文献中与中原王朝相联系的称谓Tauγa?,以及宋辽金元时代的“桃花石”（“絛贯主”）之间的关系,是学术界讨论多年的老问题。国内外既往研究相对集中于对“拓跋”与“桃花石”语义的探讨。以伯希和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学者主张“桃花石”的语源为“拓跋”,并以“辅音互置”现象解释“桃花石”与“拓跋”两名读音不谐的问题,而对于辅音互置究竟发生在哪种语言中和哪个传播环节则未置一词。本文通过对“拓跋”异译“秃发”的举证,说明即便“拓跋”名称在传播过程中发生过辅音互置,也并非发生在拓跋语中或记录此名的汉语中。作者特别注意到突厥语中的辅音互置现象,即词中两个辅音互换位置后,词义仍保持不变。辅音互置在古突厥语时代已存在,迄今仍广泛存在于各种突厥方言中。“桃花石”与“拓跋”两名读音不谐的主要原因,是词中唇辅音或合口元音与颚辅音之间的互换。针对这一点,作者将克劳森词典所有词中含唇辅音或合口元音与颚辅音组合的词全部检出,以统计数据证实,操突厥语的民族有将词中唇辅音或合口元音置于颚辅音之前的趋向,说明“拓跋”名称在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