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品福矛窖酒,畅享海鲜美味——福矛窖酒,品出“美味”人生

<正>福建地处沿海,海产品丰富,早在新石器时代,闽先人就以贝类及海生软体动物为食物主要来源,《逸周书》有记载:"东越海蛤"。福建人对海鲜美味的喜爱,近乎于偏执,有诗云:一路风尘容色改,碌碌心思怠。海近沐清风,倦意云消,蟹蚌香难耐。在福建,大至五星级宾馆,小到街边大排档,随处可见吃海鲜的食客,津津有味,乐不可支。     

百余年来中国民族史编法讨论——从罗香林对王桐龄《中国民族史》的评议说起

贯通式的“中国民族史”的编著，孕育于近代中国民族国家构建、中西之学交相激荡的时代，自清末发轫，迄今已有上百年历史。王桐龄著《中国民族史》(1928年)系中国较早冠名“中国民族史”并系统叙述“中国民族史”的通史体、综论性著述。该书出版后，罗香林对其进行了学术评议，提出从“纵的叙述”和“横的叙述”两个面向推进中国民族史研究。梳理20世纪30年代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学术史可以发现，罗香林有关中国民族史“编法”的建议与后来一些学者对中国民族史的认知和书写不谋而合。以王著《中国民族史》修订版(1934年)为例，该书尽可能在既有研究框架范围内重建各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脉络，表明王桐龄一直在探索适宜的中国民族史“编法”,加强了中国民族史“横的叙述”;吕思勉、宋文炳、林惠祥等著《中国民族史》,则将诸民族史“各为专传”,推进了对各民族历史的“纵的叙述”。时至今日，为阐明“历史时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罗香林提出的“两种面向、三个问题”,尤其是有关加强“横的叙述”之建议，对于新时代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开展仍具重要启发意义。     

从沉重到轻逸——论莫言作品中苦难叙事的变化

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为节点,莫言前期与后期的创作在苦难叙事方面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在前期创作中,苦难是莫言小说的叙事动力,莫言常常深入小说人物内心深处,以富有现代性的表现方法进行细致的描绘与渲染,以突显苦难的强度以及人物形象内在的生命张力,从而使其作品拥有了极强的表现力和感染力。获诺奖之后的新作中,莫言有意淡化了苦难意识,在叙事中多采用传统文学的方式,作品的整体格调也由此变得轻逸平和。     

《九歌·东君》“朝日夕月”祭义考

《九歌·东君》以日行、纵乐、夜行分为三章。其中所描写的羲和御日西行、望舒御月东行,合乎早期中国普遍采用的朝日、夕月之礼。中间的歌舞场景,亦合乎冬至迎长日的大纵乐演奏,其当为合祀日月的祭歌。越人祭祀东皇公,楚灭越后,称之为东君,曹操等曾以东君称呼东王公,故《东君》为朝日、夕月之歌。     

"笙诗"性质的几种解说再辨析

<诗经>小雅中的六篇"笙诗",自汉代以来就有"有其义而亡其辞"说、"本无文辞"说以及汉代古文家之伪造说等多种不同的解释.其中,"有其义而亡其辞"说,虽是毛诗序之作者的杜撰,但其历经自汉至宋众多学者的反复增益,虽不可全信却也有其合理之处;宋人反复张扬的"本无文辞"说,因为与<诗经>作品命名的一般规律明显不符,其臆断之嫌也是一目了然的;汉代古文家之伪造篇名之说,也因为与<仪礼·乡饮酒礼><燕礼>明确记载了六篇"笙诗"名称的现实不符,所以,也难以取信.因此,"文辞亡逸"说才是真正的可信之说.     

象征的稳定性和旁逸性及其文化意义

象征是人类理解、认识世界和自身的基本方式。象征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旁逸性。象征的稳定性既体现为象征意象与象征意义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有着相对稳定的关联关系,也表现为象征与其所属文化之间的对应关系。象征的旁逸性则是象征意义或象征意象对原有象征的"有限变异"。象征的旁逸分意义旁逸和意象旁逸,分别又有意义的正向旁逸、逆向旁逸、侧向旁逸和意象的细节旁逸、特质旁逸、意象替换。象征的稳定性和旁逸性是文化得以形成传统而又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体现文化特性、普及文化要素和推动文化发展方面都有巨大的作用。     

裸心、逸笔涂抹潇洒人生——评莫怀戚小说《重庆性格之白沙码头》

莫怀戚的<重庆性格之白沙码头>用裸心和逸笔涂抹了一幅潇洒的人生图景.裸心即赤子之心,表现为小说中人物性格的没有机心、权谋和作家写作的不加掩饰的自我呈现;逸笔则体现为结构、情感、语言的多方面放逸,潇洒人生传达了一种无负累的人生信念.但裸心、逸笔也带来了不够含蓄、内敛和精致的不足,潇洒的人生观中也含有不健康因素,值得警醒.     

逸人·逸笔·逸气——论倪瓒诗画创作风格的互通

倪瓒身处元末,散尽家财,隐迹山水,交游甚广,以写诗、作画以自娱。倪瓒之画,不求形似,简笔率略而成,自得天真逸趣,形成简远空疏之境。倪瓒之诗,不事雕琢,遇事感兴,得乎性情之正,有冲淡萧散之风。作为画家兼诗人,倪瓒打破了画与诗两种不同艺术形式之间的壁垒,实现了其诗画艺术风格的互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