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逸修辞格的思维特征

旁逸修辞格作为一种修辞手段,在言语交际中有意离开主题而插入了看似画蛇添足、无关痛痒的“旁枝”,但却增添了语言情趣,提高了表达效果。在实际运用中适情切境的语词采用、“旁枝逸出”的表达方式,都承载着厚重的传统文化信息,都折射出元典时代辩证式整体思维、元典时代变易思维哲学思想对旁逸修辞格的影响。     

沉重·轻逸——《我们的祖先》与卡尔维诺的小说美学主张

卡尔雏诺从轻与重的关系入手,建立起关于小说重量的美学理论."轻"在卡尔维诺的思维和小说美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沉重"是他苦心追求"轻"的最重要的前提.其小说创作与美学理论之间具有非常鲜明的相互阐释性.<我们的祖先>三部曲刻画出具有象征意义的轻的形象,该作品具有轻逸特色的语言风格和虚实相生的轻逸叙事结构,是卡尔维诺实践其关于小说重量的美学理论的典范.     

中职学生“三横三纵”网状职业能力评价模式建构研究

职业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学生职业能力评价体系是我国中等职业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目前，大部分中职学校仍沿用传统评价模式，存在评价主体单一、重过程轻结果等问题，显然已经不能适应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因此，学校必须重新认识和建立符合职业教育规律的科学有效的职业能力评价体系。笔者针对现有学生职业能力评价标准中存在的不足，创新性地提出“三横三纵”网状中职学生职业能力评价模式，对中职学生职业能力体系进行了新的认识和探索。     

刘过词的风格特质

刘过"豪"而外放的性情气质铸就了其词清狂野逸的风格特质。这种风格特质不仅体现在《龙州词》的主要内容上,也体现在作者为恰切表达这些内容所采用的艺术手法上。     

苦心编织人生锦——从文学接受看徐坤小说《厨房》的构思艺术

90年代以来,随着人的自我意识的加强,文学越来越注重表现人作为生物存在的本能和愿望,对带着"自由"和"个性"光环的"性"进行着诱人的甚至是肆无忌惮的展示和价值疏导的创作也随之成为一个潮流.然而,人们发现,文学在表现人的这些非理性的本能、渴求释放自我的愿望时,容易因流俗而肤浅,很难深入地展示人的非理性的本能与理性的思考之间、释放自我与道德精神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给人带来的自我意识的压抑、心理与情感的困惑.于是在注重感性的时代,如何表现当代人这种压抑与困惑就成了文学创作面对的一个严峻挑战.短篇小说<厨房>通过欲纵故擒、茧退法等艺术构思,从心理层面深刻地展示了当代人这种丰富又凝重的精神压抑和心理困境,很巧妙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逸周书》格言研究

通过对<逸周书>中格言的分析,弄清格言的两个来源朝廷圣贤系统和民间智慧系统;确认<周祝>是一篇最早的格言体文章.     

轻逸的沉思:论朱西宁创作中的民间叙事

朱西宁是台湾著名作家,当下文学史中对其评价存在偏颇。他的创作坚守民间立场,从"五四"乡土文学的传统中脱颖而出;他以儿童视角结构小说,轻逸地反思现实世界,避免了政治意识形态与知识分子立场对民间的遮蔽;他化用民间文化的经验与想象,延续了中国传统的民间文化资源,形成了更忠于文学本体的现代审美风格。     

法律的文学叙事与历史叙事——从欧阳修的《纵囚论》说起

欧阳修的《纵囚论》作为史论性质的文学作品,旨在通过揭露唐太宗贞观六年的纵囚之事来阐发暗含在政治权术下的虚假和伪善。欧阳修认为唐太宗以所谓的信义释放死囚,既不符合法律惩治死刑犯的程序正义,也违背了大众逻辑下的常规情理,只不过是一种帝王德政形象的塑造和宣示。从唐人的集体性赞颂到宋人而后的群体性批判,欧阳修的指摘在其中的转捩,无疑开启了宋人法律文化思潮的萌蘖。然而,欧阳修的论断只是触及了政治权术表层的意涵,却没有对唐太宗纵囚的缘由根柢进行本质性揭示。实际上,从汉晋至隋唐,历史文本接续中皆存有类似的纵囚事例,这就不能以单向维度的判辨来归因于帝王权力图式影响下的历史书写。唐太宗施展特赦的举措,固然既有帝王德政思维下追求“内圣外王”理想人格的需求,也有蕴含在教化和资治功用下的信义取向。不过,在省思传统政治行为的过程中,我们更需要的是先忘却政治正确与事实真相之间的变换。缕析《纵囚论》,不仅有助于思索自西汉法律儒家化以来的士大夫伦理文化,而且可以藉以追寻探讨经过唐宋变革后的法律文化路径嬗变。     

双重归逸：张炜小说价值倾向探析

作为一名20世纪后期的乡土小说家,张炜在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和实践中,体现出一种"知行合一"的双重归逸倾向,这种现象源于作家个性化的表达方式和恋乡情结.     

纣王自经说质疑

公元前一○二七年,周武王率军渡盟津,战牧野,乘胜占领商都朝歌,宣告了商朝的灭亡和周朝的建立。在这场武王伐纣之战中,纣王的结局如何,西汉史家司马迁的《史记·周本纪》是有具体记载的。据说纣王“昏暴滋甚”,武王率诸侯伐纣,纣亦发兵拒武王,“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