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与汉代史学的关系

汉代是经学繁盛时期 ,又是封建正统史学形成时期。经学与汉代史学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经学发达给汉代史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影响了汉代史家的知识结构 ,决定了汉代的史学思想 ,提供了大量的史料 ,促进了史著体例的创新。经学对汉代史家的治史目的与治史方法也有着深刻影响。考察经学与汉代史学的关系 ,可从中体察汉代史学的发展特点 ,进而认识其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     

经学价值的二元性：“《诗》亡然后《春秋》作”疏解

传统儒家经典的价值关切,从政治的角度观察并不统一,其既关注德性之正,又关注群体之治,正与治之间不存在统一的宇宙论基础。关注德性之正,可以《诗》为代表,其宇宙论以人心、人性为中心;关注群体之治,可以《春秋》为代表,其宇宙论基础是天。《诗》亡然后《春秋》作,反映的是古代政治的核心关切从正转向治的历史变迁。《尚书》的有德者有天下的观念以德性为政治合法性之基础;《周礼》之王与官制的分离,反映的是指向于治的政治权力的独立,其合法性基础则是基于天道的秩序。指向于群体之治与作为治权基础的天,是高于天地二分格局之上的天。经学核心价值在本体论虽是二元,然在认识论上则可以统一,这是两种不同追求的学术可以综合的基础。传统中的今古文学与汉宋之分,都可以从求正与求治的不同上得到说明。     

从汉儒评赋看两汉文学接受的异化

汉赋以其恢弘的气势、铺张的描写与华丽的辞藻成为有汉一代文学之表征,然而汉代赋论家们对汉赋的认识和研究始终笼罩在经学的巨大阴影之下,他们从经学的角度抬高赋体文学的地位,极力强调赋体文学的讽谏作用,以是否有利于政教风化为准则对赋体作家作品作出价值评判,都是基于儒家狭隘的功利主义立场。因此,汉儒对汉赋的接受纯粹是经学的接受,而不是文学的接受,这是两汉时期文学接受异化的一个重要表征。     

南北朝至隋的经学交流与融合

儒学自孔子之后,即有门户之别,但经学的大分立却是因南北朝之际的政治文化对立而成。南北经学学风有异,流行义疏不同,然后由于士人学有兼通,且南北士人因往来之际,交流论辩,经学在辩难中求同存异。至隋代统一,以占据上风的南学为基础的经学统一已成历史必然。     

论经学与魏晋诗学的关系

经学与魏晋诗学的关系,主要表现在儒家经典诗学对魏晋诗学的深刻影响以及魏晋诗学对儒家经典诗学的重新阐释上,二者形成了一种生生互证的关系。魏晋诗学无论是以宗经为核心的社会价值论,以尚德为核心的主体价值论,还是文质为核心的审美构成论,以雅颂为核心的审美范式论,都直接接受了儒家经典诗学的影响。然而,魏晋诗学的价值观念、理论形态、审美风尚又都渗透着特定时代多元文化的因子,如援道入儒的思想倾向,艺术创新的审美追求,《诗》《骚》并重的审美取向等,这使得魏晋诗学在对前代诗学的因袭中又投映着“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的时代印记。     

朱一新经学思想探析

朱一新以义理为枢机会通汉宋,一方面用它来维护汉学正宗,批驳汉学末流;一方面用它来维护宋学正宗,批驳宋学末流。朱一新批评春秋公羊学,多次为古文经辩护,并非简单地持古文家立场,而是坚持以儒家根本大义统合今古。在清末宋学衰微时期,朱一新以一种更具可接受性的坚持义理、批驳异端的方式维持了宋学精义。     

刘师培对康有为变法理论的经学驳难

刘师培对古文伪经说的驳难主要在两个层面上进行,一是从梳理今古文经的关系入手,阐发自己的看法;二是以<左传>研究为核心,批驳今文学家的说法.整体而言,驳难确在某些方面击中了要害,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中发挥了应有作用.但这一驳难毕竟是在传统领域中进行,缺乏经学以外的现代学术资源的介入,加之受制于双方固有的学术门户,所以存在较为明显的局限性.     

东汉经学风气与汉大赋的衰微

随着今古文之间论争的展开,东汉时期的经学领域里形成了征实和博通的风气。征实风气消减了汉赋的浪漫特质,加剧了汉大赋文辞与文义之间的矛盾。博通风气则促使文士们渐渐疏远群体情感,转而注重个体情感的抒发。这些都导致了汉大赋走向衰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