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初儒学之重整

清朝建立后,本着加强思想专制的目的,确立了定朱学于一尊与大兴文字狱并行的文化政策。与此同时,明代遗臣在追寻旧朝覆灭原因的过程中,普遍察觉到前朝政治的软弱乏力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咎于理学性格的虚浮疏阔。若要彻底革正宋明理学的玄虚之病,就必须使学术朝着原始儒家的方向复归：在内容上,不能再纠缠于本体心性的繁杂辨析,而应尽力向现实关怀靠拢;在形式上,亟需挣脱滋养空言的语录之学,回归到深具致用精神的经学上来。其哲学表现,即是气本论思想的大举复兴,并从“气质之性”出发对人的自然情欲给予充分认肯;在学术方法上,极力探索经义训解与“质测”实证的有机结合。总之,无论就广度还是深度而言,清初儒学重整运动都是中国古代学术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它既是宋明理学的总结扬弃,又是乾嘉朴学的滥觞所出。     

清代诗经学研究综述

本文从清代学术史研究等六方面对清代诗经学研究作一鸟瞰,指出其成就,同时考察其不足,旨在为清代诗经学研究作一总结。     

《旧约》历史书中的“春秋笔法”

春秋笔法是孔子编修鲁史《春秋》的手法,以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纡,惩恶而劝善为基本内涵,又称春秋五例,为后世史家继承。作为中国古代史家记述历史的主要手法之一,春秋笔法又具有超越一家史学的重要意义。《旧约》历史书是希伯来圣经史学性质的集中体现,在叙事艺术和文化内涵两方面都与春秋笔法遥相呼应。用儒家经学之春秋笔法来解读圣经《旧约》历史书,是一种理论创新,二者的对话具有比较经学、叙事学以及阐释学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     

论汉代的经学与法律

作为两汉封建意识形态核心内容的经学，对汉代法律思想、法律制度和法律实践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今文经学的神学化，导致“大德小刑”论盛行，并成为我国正统法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今文经学的阴阳五行化，使先秦时的“德刑时令说”得以发展，并对汉代及后代的司法活动产生了影响。经学的独尊造成儒家经典的法典化，它不仅成为立法的理论基础，而且变成直接用来决案断狱的法条。经学维护等级制度，促使礼与法的进一步结合，形成“出礼入刑”的局面。东汉古文经学的勃兴，使注经成为时尚，由注经发展到注律，便在汉代产生了律学。     

"不古不今之学"--陈寅恪学术思想的一个新阐释

许多论者将陈寅恪自己所说的"生平为不古不今之学"理解为"中古之学".本文则认为"古今之学",应为延续晚清经学阵营中古文、今文之学.为证明此种观点,本文将此语置于1930年前后的学术界语境之中,具体地分析了陈寅恪与20世纪30年代前后学人、学风与学术观念间的异同.     

陈寿祺与清嘉道年间闽省学风的演变

陈寿祺是清朝嘉道年间的名儒,博学多才,学术造诣高深,于经学、小学、古文辞学等无不深究,著述丰富。他坚持兼收并蓄、关注现实的治学原则,不仅兼采汉宋、会通今古文经,广泛吸收各家学术所长,而且究心“经世致用”之学,形成以“兼通”和“致用”为特征的学术风格。他在主持鳌峰书院期间,以有用之学造士,造就出林则徐、张际亮、林昌彝等一批杰出人才,使福建学术从过去的程朱理学一枝独秀,转变为嘉道年间诸学并举的局面,使古今文经学、经世之学在闽省开展起来。对于处在社会变革前夜的福建学坛来说,陈寿祺的这些努力为该省学术向近代方向转变做了必要的精神准备。     

二十世纪红学历程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一时期,为我国学术的转型期.这里不仅包括着学术主题的变化,也包括学术研究由综合学科向各个单科专门化方面的发展.真正意义的红学应该说是从世纪之交的三位被人称为国学大师的人的参与而正式确立起来的.20世纪红学,是由几次大的高潮连接起来的一是世纪初新红学之建立,二是50年代之批判红学,三是70年代红学热,四是八九十年代之多元化红学新潮.以小说为研究主题也只是一个过渡期,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史学、文学、哲学、经济、社会学以及化学、地质学、生物学等,便逐渐各自成为专门学科,各类专家也便相继出现了.将50年代红学称之为"批判红学",将70年代的红学称之为"政治红学",还算是比较切题的.到了80年代后期经济大潮袭来之后,不论红学研究队伍还是研究者的知识积累方面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不能固定地认为只有考证本子和作者两个问题才是红学,红学是一个综合性的科学,它不仅包括有史学、哲学、社会学、文艺学、文化学,辽包括文献学、版本学、谱牒学等.     

魏晋经学主导说——对玄学盛行于魏晋问题的辨正

在中国学术史的叙述上,一般都以玄学为魏晋时期的社会主导学说和主流意识。但实际情况并不如此,当时经学仍系魏晋之间的社会主导学说,而非所谓的玄学。尽管玄学的“贵无”、“崇有”等主要学说产生于魏晋时期,但“玄学”的名称却要到南朝刘宋文帝元嘉十六年(439年)在鸡笼山设立四学时才出现的。因此,对魏晋时期的时人来说,当时既没有称之为“玄学”的学问,也没有被指称为“玄学家”的人士,所谓的玄学或玄学家至少是南北朝以后的概念。事实上,魏晋两朝继承和延续着汉代的遗风,无论朝野都有浓厚的经学氛围,故而魏晋时期经学仍然十分发达,特别是其中的易学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虽然玄学流行于南北朝以后,但其主要学说产生后也对魏晋经学起着强烈的刺激作用,使魏晋经学从所谓的僵化状态中摆脱出来,吸收了新的成分之后,仍然成为中国社会主导学说和主流意识。     

解书不通,只要解心:王阳明的心学解经学

王阳明的“心学解经学”奠基于他的“心即理”的哲学观,以及六经乃“吾心之记籍”的经学观,其解经学反对像朱子那样在解释“文义”上用功,而代之以在“心体”上体当,认为凡“解书不通”“只要解心”。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经典可以随心所欲地被重新解释,毋宁说王阳明的解经学旨在“求是”,他用“求是非”的内在理解标准来代替曾经十分流行的“论异同”的外在标准。“吾心”乃是非判断之终极根源,循此,自然就有了不以圣贤之是非为是非的解经学观点。历史地看,王阳明的心学解经学不仅受到孟子“以意逆志”的影响,而且深受庄、禅“言意”“言道”之辨的熏染。以今观之,王阳明解经学的一些观点也蕴含了戴维森等人所谓“善意原则”和“人性原则”。     

井田制研究与近代中国——20世纪前半期的井田制研究及其意义

长期以来,土地制度是中国社会的基础。而作为其源头的"井田制"不仅仅作为一个"历史"事实,同时还作为"理想"与"现实"贯穿于历史的始终,成为中国传统学术中的经典问题。进入近代之后,在救亡压力与西方文明的冲击下,传统上对于井田制之"历史"、"理想"、"现实"三维度统一的理解也分裂了,呈现为"理想—现实"(今文经学)与"历史—现实"(古文经学)的两个极端。而在进入民国之后,在西方社会科学的影响之下,众多学者们开始在新的意义上探索井田制之三维度的新关联,同时也是试图通过重新理解传统,来探索中国走向现代社会的方向。20世纪20年代有胡适和柳诒徵对于"历史"维度与"理想"维度的分别探索,30-40年代则有郭沫若、高耘晖等开始在社会理论的基础上重新统一"历史"、"理想"、"现实"三维度的尝试。在这些尝试中,"历史"与"理想"维度间的张力继续成为问题焦点。这些重要研究深化了井田制新研究的各个侧面,为我们今后进一步探究井田制的意义,并在此基础上深入理解中国社会的现状与未来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