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与汉代文体的生成

汉代是经学的时代,文人强烈的宗经意识深刻影响着汉代文体的生成。在汉代文人看来,经学既是天地人间恒久之道的渊薮,也是文章的最高范本和各种文体之源,所以撰写文章只须直接采用经典文本中已有的文体类型,或从经书中抽绎某种文体的潜在形式加以发展,或依经称名稽古制式,或汲取说经方式形成新的文体。汉代经学烦琐的阐释方式和动辄以经为据的风气直接影响到汉代的文体风貌。汉代经学对文体的复杂影响使汉代文体在文学性和精神性两方面都带上了明显的经学色彩。     

从“《诗》无达诂”到“诗无达诂”：一个诠释学问题的探讨

《诗》无达诂现在被人们称为中国古代一个重要的诠释学命题,多数论者结合和根据哲学诠释学或接受理论对它进行比较和阐释,特别突出强调《诗》无达诂的理解开放性和差异性维度,但忽视了这个命题的其他诠释学含义,存在着盲目对应比较、简单优劣评价以及随用意挪用的现象。这个命题包含丰富深刻的内容,可以做更深入全面的阐释;不能单纯从经学转变的历史考察《诗》无达诂的应用性经学阐释向诗无达诂的审美性诗学阐释的转变,而必须重视文学的自觉时代的文本自觉和本体诗学的发展在这个转变中具有的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古代诠释学命题与现代诠释学理解既有某种暗合之处,也有诸多显著的差异,我们既要深入理解《诗》无达诂的中国阐释传统,也要完整地把握西方诠释学的理论和逻辑,才能在差异性的中西比较阐释中实现某种诠释学的视域融合。     

东汉论都赋内蕴的演变

东汉的论都赋涉及到对西汉、东汉统治之术的评价和如何看待汉武、光武的功业等诸多问题。随着时代思潮的变迁 ,论都赋的内蕴也不断演变。杜笃的《论都赋》以王霸之术游说光武帝 ;班固等人的赋作歌颂东汉王朝以儒术治天下 ;张衡的《二京赋》以古文经学立说 ,杂以道家思想 ,包含着冷静的理性精神     

经学与中国古代小说观念

经学作为古代中国的主流学问,不仅形成了相对固定的研究方法,也提供了基本的文化价值范式。而中国古代小说观念的发生,既与经学的价值起点重合,又在具体的文本存在方式上与经学和史学共存。经学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决定了史学的地位,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小说审美功能的发挥,限制了小说作为文学艺术的独立存在。小说文体观念、创作观念的成熟,是建立在经学价值基础之上、以史学为中介最终实现的。     

黄宗羲“道”论与明清之际哲学的突破

黄宗羲"道非一家之私"及相关论述,显示了黄宗羲的学术平等思想与自由观念。这既开启了后来穷经体道自"识字"始的考据学风,更是贯彻到政治哲学层面,使得他能够以"公天下"的观念重新考量君臣之道,重新诠释天下是非观念。这样,黄宗羲从哲学史观、经学、政治哲学等层面给予了"道"以新的解读,彰显了其哲学对宋明理学甚至是原始儒学的突破意涵。     

叶德辉研究之我见

叶德辉(1864～1927),字奂彬,号郋园,又号直山.祖籍江苏吴县,太平天国动乱之时,其父叶浚兰始迁居湖南,遂为长沙人.叶德辉读书时还曾通过捐银获得湘潭县籍,故有时叶德辉又自称湘潭人.叶德辉是晚清民初著名的守旧派,也是全国著名的学者.     

论经世史学的渊源与形成

中国古代经世史学萌发于先秦的历史鉴戒思想与孔子的以史入世思想,至汉代正式形成。汉代经世史学的形成既与这个时期封建正统史学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又与这个时期经学研究中的经世致用思想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三国·蜀经学发展考论

三国是一个经学式微的时代。与魏国和吴国相比,蜀国经学更见衰落。然而,经学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在蜀依然存在,并且缓慢地向前发展。通过钩稽现存史料,蜀国经学学者十二人,经学著作十五种;学术渊源既有师承今文经学,也有师承古文经学,还有师承融合今古文之经学;经学特点以今文为主,多元并存;经学发展由鼎盛走向衰微,由一元走向多元。     

古、今文经学之争与许慎的《说文解字》

两汉时期的古、今文经学之争 ,促进了文字训诂学的发展。作为古文经学家的一代宗师 ,许慎在反对今文经学的斗争中 ,撰成了他的文字学著作《说文解字》 ,为古文经学最终压倒今文经学提供了锐利的武器。同时 ,许慎又以其博大的胸怀在一定程度上吸纳了今文经学的成果 ,成为两汉经学合流的先导。     

经学传统中的解释空间

周光庆认为 ,中国经学传统中的解释空间 ,是以意义信仰为最后皈依 ,以经世致用为主要目的 ,以立足现实不断开拓为显著特征 ,经过历代哲人学者的努力开拓 ,与封建专制社会相互作用 ,常常是相当宏大的。周裕锴指出 ,乾嘉学派的“语言还原法” ,在重现和复制文本原意、保证理解和解释的客观性方面 ,对中国阐释学的建构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他们提出的“由文字声音训诂而得义理之真” ,标志着中国传统阐释学最终实现了“语言学转向”。严春友则从现象学的视域对中西哲学的两种解释学特征作了分析 ,认为在中国强解释传统依然存在的情形下 ,建立那种旨在解释古代文章的作为一门解释技术的“中国解释学”不仅毫无必要 ,而且也不应该 ,倒是主张“居中”的现象学和现代解释学值得我们去学习 ,它或许可以治疗人们在肯定与否定的两极之间跳跃的毛病。李清良鉴于对中西阐释理论的研究目前已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焦点和热点 ,指出中国的阐释学研究如果不是从自己的时代问题出发 ,就不具有充分的合法性 ;从一种不同于西方近代传统的主体性意识角度切入中外阐释理论的研究 ,可能是使中国的阐释学研究获得其合法性的一条思路